921大地震與原住民部落災後重建
陳板 2000. 5/11
關於原住民部落的災後重建，軟硬體皆需重新考量。在幾次審查會中，我發現幾個問題。
南投、台中、苗栗三個原住民災區，重建規劃團隊全為外來團隊，沒有一個是由在地人所組成，或許，從專業的角度來考量，原住民的身分再加上災民的身分，讓原住民「無能」處理重建工作，所以必須由外來的專業者的「協助」（或說「介入」，）或許，原住民本身從未思考過這個行為和自己有關，因此，在災後的重建中，原住民終於自外（或被外）於重建工作。
絕大多數的團隊們以硬體設施的重建為主要工作，關於近年來開啟的社區營造（或部落文化重建）的理念並未因為這次大地震而啟動。
原本期許外來團隊的介入，應該和外來團隊的專業能力（和熱忱）有關係，然而，外來團隊的專業不要說在社區營造的能力上，連一般性的專業都值得懷疑。
幾次原民會的審查會過程中，我發現原民會只能十分被動地主持審查會，實際操作業務推動地仍是省原民會的公務體系，雖然日前已經成為中央原民會的中部辦公室，可是省原民會仍舊照表操課，延續舊時代的公務辦理方式，以例行性的地方基層建設的辦法行事。
重建委員會成為十足的花瓶組織
重建委員會有各種專業的專家學者組成，原來的構想應該是想要借重各種專家提供外來團隊從事重建規劃時之參考，可是實際上的狀況卻是，一心想做點事的中央原民會被地方（鄉）所架空，夾在中間的省與縣，前者只能按照「規定」（不會很清楚地規定，而且也得靠承辦人再詮釋）辦理，至於縣政府，似乎只有列席領出席費的份，重建的規劃單位，委託的主導權全在鄉公所，原民會竟然只能提供毫無參考作用的「參考名單」，終於只能憑著鄉長的自由心證找到「專業團隊」。
原住民部落只能靠運氣等待水準參差不齊的「專業團隊」所擬定的重建方案，運氣好的話，像遇到貴人，原住民部落可以看到一群熱心投入的專業團隊在部落內走來走去，問東問西；運氣不好的只能獲得一本花費100萬新台幣買來的「廢棄物」。
由中央所決定的災後重建綱領，在行政的操作上或許有其方便性，然而，當實際運作時，尤其放在與平地截然不同的原住民社會時，就益發顯現其荒謬性。
我的幾次審查會經驗與其說是進行我的經驗上的貢獻，不如說是一個政策執行的觀察者來得恰當。
我的發言像是狗吠火車一般，當我不斷喊著「原住民部落的重建要以原住民為主體」時，我看到政府官員和規劃團隊流露著相同的眼神：我的話是僅供參考的「空談」，當我看到規劃書的審查，竟然不先談原則與品質，而直接進入「預算細目的合不合規定」時，我知道一切都是白談了。
第一次審查時，還有好幾位會外委員參與，第二次以後的審查，我成了唯一的會外委員，我之所以願意繼續擔任唯一的會外委員，一方面是因為我期望原民會能後發揮它的影響力，確實落實社區再造的理念，一方面我也在震災發生半個月時和副主委及主任秘書有過一次長談，兩位實際負責災後重建工作的中央原住民事務的主管都認為原住民部落的問題原本就千頭萬緒，正好可以順著這次天災的轉變機會，重新進行部落重建的歷史性任務，我深深感動兩位資深原住民知青的睿智，因此也就不揣簡陋，一再奔赴災區野人獻曝一番。
再一方面，我也認為這也可說是一次貼近現場（行政操作上的現場）進行原住民災後重建施政的田野觀察了。
新政府的工作
新政府上任，如果不能體察過去施政上的缺失，一味地按照舊有的計畫照表操課，不但圖利了某些靠關係接案子的外來專業團隊，更辜負百姓所託。百姓期許政府再造、政黨輪替，也就是希望過去已經逐漸僵化甚至無法運作的官僚體系能夠改換體質。原住民部落的問題，顯然更加麻煩，在此希望至少原住民部落重建的規劃案，能依照核四案的案例重新檢討，以利原住民重建之生機。（2000/5/11初稿）
台灣文學一千萬字 /陳板
台灣文學一千萬字
陳板 . 2000 .1/19
已經2000年了，實在很不習慣這個紀年，已經過了一個星期，在日記本上仍然會不由自主地寫下1999。那天因為大學同學陳永興的邀約，再度回到龍潭。他要規劃龍潭鄉的運動公園，希望能借助我在龍潭十多年來的田野經驗，帶領他的工作同仁（象設計）看一看龍潭，找尋能夠結合的、有意義的在地地景。想一想，如果能在運動時也能感受到龍潭的人文、歷史，體驗著龍潭的風土美感，那該多好！從運動公園往東看，可以看到壯偉的中央山脈，永興工作同仁的草圖上記錄著「雪山」，我到是想到「插天山」。啊，插天山，值得龍潭人、台灣人一再閱讀的感人故事！一部壯闊的家園故事！「陸志驤的身影漸漸遠去了，只有歌聲還在迴盪。好像插天山真地在跟他合唱。不，不祇是前面正中央的那座挺拔的插天山，左邊的鳥嘴山，右邊的李棟山、筆架山、九芎山等拱衛著插天山的大小連峰，也好像齊聲地在唱著呢。」（節錄鍾肇政，《插天山之歌》）台灣文學巨擘鍾肇政先生的《台灣人三部曲》以超大型的篇幅，描寫了龍潭人歷經命運多舛的歷史過程，仍舊擁有寬闊的未來。他把大歷史切入了小人物的血肉之軀，讓每個人的生命體驗連結著歷史的永恆價值，也讓每個小人物的身體經驗著家鄉的每一吋山河。龍潭是孕育鍾老（客家運動界對於鍾肇政的尊稱）的母體，他以文學的方式體會著這裡的每一吋土地，是否也能把這種文學情懷播撒在每個人的心裡面呢！
告別了永興和他的同事，夜色已降臨，龍潭街頭的雜亂、車輛的惡質速度和商家建築的醜陋，頓時讓人心情陷進極度的沮喪。和同學一起想像的美麗的龍潭願景和紊亂的現實之間，騷動著我的心緒。走著走著，不知怎麼地就走到北龍路。一年來，我很少有機會回到龍潭，也沒有積極安排回龍潭的機會。大概，大概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我經常會在某個不經意的時刻，閃過些許的愧疚、遺憾與幽幽的自責情緒，伴隨著的影像就是鍾老溫煦的笑容、鍾老家門外的北龍路街景、藍色馬賽克建築和懸在二樓的警報器。臨時決定走到鍾老家，順手買了一塊小蛋糕。記憶所及，以往每一回拜訪鍾老都沒帶「等路」（禮物），同時也很少機會單獨前往（多半和彭啟原一同，也由他準備等路），每回的拜訪仍以工作為主，問問題、談事情、拍紀錄片，難得有純聊天的情況。客家人說聊天叫做「打嘴古」，真是傳神，一種沒有目的的嘴巴活動，忙碌不堪的行程已經讓我還念著這樣的「沒有目的」，純然只是打一打嘴古、說一說古往今來天南地北！走到門口才發現臨街的鐵捲門落了地，屋內也看不出有人在家的燈火。糟糕，正在猶豫不知如何是好的瞬間，心中也閃過一個念頭，「看樣子，蛋糕要帶回台北了！」「唉，這是我喜愛的嗎？蛋糕？」很後悔買了蛋糕，鍾老喜歡吃蛋糕嗎？心情還在混沌的狀態，一部轎車開進了鍾老家的店亭下，走出來的竟是「阿鈞頭」錢鴻鈞，真是意外的相逢！兩人當場楞在那兒，不知道要說什麼。他告訴我和鍾老有約，然而今天鍾老到台北參加公共電視「作家身影」的發表會，恐怕有事情耽擱還沒回家。這麼一說我比較放心了，手上所提的小蛋糕終於可以成為我私下送給鍾老的第一份等路了。阿鈞頭說著說著，我心中也在思索為什麼兩人相逢會發楞，雖然兩人都是年輕人，也都關心客家的問題，可是彼此真的很不瞭解，至少和我們各自與鍾老的關係相較，彼此的關係實在要稱上「生疏」。阿鈞頭近年來非常努力、認真的研究鍾老，甚至連語言習慣也都由原先所的「海陸客話」改為鍾老式的「四縣客話」。大概也因為他一開口就用四縣，而非以往我們相談時所用的海陸，所以讓我不知所措，也增加了彼此的疏離感。原以為他只是因為我的家用語言為四縣，才由海陸改口四縣，可是當我仍以彼此慣常採用的海陸回應時，他卻像鐵了心一般堅定地說四縣，我才發現他「別有目的」。兩人的尷尬還沒來得急化解，就看到鐵門「ㄍㄨㄚㄎ」一聲，緩緩升起，真是一連串的意外。回頭，只見馬路上一部轎車閃爍著黃燈，我低頭仔細一看原來是鍾老的公子，載著鍾老全家，準備將車開進店亭下。阿鈞頭連忙把車退出讓出車位，一伙人才魚貫進入鍾家。鍾老、阿鈞頭和我三個人坐在客廳，打起嘴古來了。其實多半還是鍾老說話。談著他近一年來的身體狀況，談他在病痛的一年裡所閱讀的報紙。談著因為失眠，半夜睡不著爬起來，寫了幾篇「還拿得出去」的文稿，多數是弔念文章（王昶雄、魏廷朝等）。談他的感冒，因為幾次朋友的好意開車送他回家，卻因為冷氣開太強而遭受一年多來的身體病痛的來龍去脈。不知什麼時候，阿鈞頭的面前多了一個錄音機。說著說著，鍾老的喉嚨又積了一塊吐之不去的濃痰，他急著起身走進灶下（廚房）。臨走前還拋了一句福佬話「幹你娘」，是罵那塊痰，還是罵自己日漸不堪用的軀體？接著，阿鈞頭喃喃的說著話，好像對我說、又像似自言自語，「不知道他自己知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已經病了一年多了，都不會好啊！真的沒有好！」臉上一付很疼惜也很無奈的表情。阿鈞頭是清大物理博士，卻熱衷於客家文學的推廣與研究，近年來編輯鍾老文集的努力，成果斐然，真的很讓人忌妒。他的編輯所得先由本土出版社出版了「書信集」，現在則由桃園縣立文化中心編了一筆龐大預算（就文化事務而言，如果就一般工程款而言則連邊都達不到）出版「鍾肇政全集」。一套嚇死人的大部頭全集，二十幾本像磚塊一樣大的精裝套書，這些資料是如何蒐集的、如何整理的啊！一千多萬字的作品，排山倒海而來，一定整慘了編輯人員。回首才知道歷史，回顧才知道價值。鍾老的創作量的豐富人盡皆知，然而，實際上豐富到什麼程度、多到什麼程度卻是一個謎。上千萬字的寫作毅力，充分的表現出他超乎常人的文學生命力。精神勇猛的文學健將卻被現世的軀體困住，「幹你娘！」我也要跟著鍾老的後面，大聲的怒罵無知的老天爺，「幹你娘，你知道鍾老是怎樣的文學家嗎？」從灶下回到客廳的鍾老又絮絮地談著他的身體的病痛歷史。在敏盛醫院住院一個星期，是他平生第一次住院。說是肺炎。醫院看到鍾老的名字，特別交代要善待，於是病房立刻堆滿了花籃、水果。一位外省籍的醫師看診時，特意用不太純熟的客家話，「大概因為我這幾年所做的客家運動吧！」鍾老臉有得色。住院一個星期身體能夠好到哪裡去？回到家，連看報紙的習慣都改變了。他說，「身體不好，只能看一份報紙，「台灣日報」，看看費邊的專欄。也看一點電視新聞，政治的，連戰說什麼、宋楚瑜說什麼。」沒提到阿扁說什麼。之所以看台灣日報，是因為很便宜，才5元。（說現在漲到8元了）就要送報生開一年的收據，才一千多元而已！又說，其實也有很多免費的報紙，可是他說「看不完，你要送就送別人看吧！」「我要看台灣日報，他又不送我，只好自己定了。」鍾老看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某一份本土報紙，可是現在不看了。「×××報變了，自從接受宋編列每年三千萬元補助之後，就不再看了！」鍾老說起一件在該報頒獎會上的往事，他當著報老闆的面提起補助之事，讓台下的該報記者緊張不已（鍾師母親眼觀察到現場的反應），彼此交頭接腦了一陣。本以為這則新聞會被蓋掉，沒想到第二天仍然見報。還提到和宋在某個宴會場合的「機峰」對話，宋告訴鍾老，「我很瞭解你喔！我讀過你很多的書。」鍾老說「你這麼說，我壓力太大。」他對我們回憶這件往事時，表示「到底這句話是恭維，還是恐嚇？」「從他國中時代開始到當上新聞局長，就有機會看到我所編的東西，前前後後至少有一千萬字，當然很瞭解我。」一個本土作家所經歷的白色恐怖，不是現在的三言兩語所能說得清的，鍾老至今仍然對於文字的表達非常謹慎，不能不說是白色恐怖的「貢獻」。此外他還提起多年前在某本土報擔任副刊主編的往事，「為什麼我只做了一年？」對啊，這的確是一件令人好奇之事。他說，「在那一年內，我都在台北上班，副刊所有文字都由我負責決定。後來，報社竟在高雄另設了一位主編，掌握最後的決定權。於是，我就辭職了！」這件往事的來龍去脈應當仔細追究，然而，從鍾老的言談之間，可以很清楚的明白，政治對於文學的多方阻撓，對於他的文學生命當然也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們未始不可徹底做一個弱者，探索弱者的世界，追求弱者的生命真相，一樣可以不朽。」鍾老寫了一封給鍾理和的信件中，清楚的說明了自己的弱勢處境，同時也堅決的確認自己要站在弱勢這邊，寫出不朽。鍾老以不屈不撓的方式堅持「弱勢」文學創作，而非介入「強勢」政治，正在反映著文學所具有的柔弱而不朽的深層意涵，透過小說的寓意、透過文學的筆觸，見證了時代，也記錄了鍾老自身面對時代悲劇的綿綿不絕的「生命主題」。
2000年1 月20日是鍾老的76歲生日，寶島客家電台等客家團體要辦一場祝壽音樂會，原本預定的題目是「像鍾老致敬」，阿鈞頭就是為了這場音樂會的細節來到龍潭的。他為音樂會的節目單寫了一篇介紹鍾老的文章，大概整理多了鍾老的文章，也深深老解鍾老的談不盡的內容，因此不能罷休的寫了4000多字。鍾老表示對於一份晚會的節目單而言，「太多了，只要幾行字，附上一張大頭照就好了，和幾位音樂家的介紹應該一樣！」「而且，不能用『像鍾老致敬』，建議改成『文學與音樂相逢』！」鍾老期許客家音樂能夠走出一條新路，不要一直停留在傳統的方式，「唱出一些年輕人願意哼個不停的現代客家音樂吧！」一月底，也是鍾老夫婦結婚50週年的大日子，「文學與音樂相逢，客家藝術歌曲演唱會」，應當是客家運動從1988年以來的一次最具文化價值的賀禮。鍾老問起我的近況，「盡久（很久）沒看到你啊！只有你一儕（一個人）來係嗎？」我說是因為陳永興設計的龍潭運動公園的規劃案。因此倒引起鍾老提起另一件案子，龍潭大陂塘的美化工程，有一位來自宜蘭的、講福佬的日商規劃公司，準備了一塊很大的大理石，希望鍾老題字。「他拿著你編的《新的龍潭人》裡頭，我所寫的龍潭頌歌，問我可不可以挑選其中一段文字，用書法寫一寫。」「我說等我精神好一點就可以！」「談一談又問我，可不可以全部都寫，大理石很大塊，有一米五！」鍾老的書法不但是家鄉人所熟識，已經成為各種客家場合的公共書法，龍潭陂是鍾老寫作的原鄉，理所當然要有最優質的鍾老書法碑石！我提到和永興所建議的意見，小鎮另一側的運動公園，往東看、往南看，所見的山景都是鍾老文學作品中的故事場景，插天山、乳姑山。希望，未來的龍潭運動公園也能以一種文學的眼光相待，既表現了地景與文學的對話，也促成了體育、公園、小鎮生活與文學的相逢！（2000/1/19）
陳板 . 2000 .1/19
已經2000年了，實在很不習慣這個紀年，已經過了一個星期，在日記本上仍然會不由自主地寫下1999。那天因為大學同學陳永興的邀約，再度回到龍潭。他要規劃龍潭鄉的運動公園，希望能借助我在龍潭十多年來的田野經驗，帶領他的工作同仁（象設計）看一看龍潭，找尋能夠結合的、有意義的在地地景。想一想，如果能在運動時也能感受到龍潭的人文、歷史，體驗著龍潭的風土美感，那該多好！從運動公園往東看，可以看到壯偉的中央山脈，永興工作同仁的草圖上記錄著「雪山」，我到是想到「插天山」。啊，插天山，值得龍潭人、台灣人一再閱讀的感人故事！一部壯闊的家園故事！「陸志驤的身影漸漸遠去了，只有歌聲還在迴盪。好像插天山真地在跟他合唱。不，不祇是前面正中央的那座挺拔的插天山，左邊的鳥嘴山，右邊的李棟山、筆架山、九芎山等拱衛著插天山的大小連峰，也好像齊聲地在唱著呢。」（節錄鍾肇政，《插天山之歌》）台灣文學巨擘鍾肇政先生的《台灣人三部曲》以超大型的篇幅，描寫了龍潭人歷經命運多舛的歷史過程，仍舊擁有寬闊的未來。他把大歷史切入了小人物的血肉之軀，讓每個人的生命體驗連結著歷史的永恆價值，也讓每個小人物的身體經驗著家鄉的每一吋山河。龍潭是孕育鍾老（客家運動界對於鍾肇政的尊稱）的母體，他以文學的方式體會著這裡的每一吋土地，是否也能把這種文學情懷播撒在每個人的心裡面呢！
告別了永興和他的同事，夜色已降臨，龍潭街頭的雜亂、車輛的惡質速度和商家建築的醜陋，頓時讓人心情陷進極度的沮喪。和同學一起想像的美麗的龍潭願景和紊亂的現實之間，騷動著我的心緒。走著走著，不知怎麼地就走到北龍路。一年來，我很少有機會回到龍潭，也沒有積極安排回龍潭的機會。大概，大概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我經常會在某個不經意的時刻，閃過些許的愧疚、遺憾與幽幽的自責情緒，伴隨著的影像就是鍾老溫煦的笑容、鍾老家門外的北龍路街景、藍色馬賽克建築和懸在二樓的警報器。臨時決定走到鍾老家，順手買了一塊小蛋糕。記憶所及，以往每一回拜訪鍾老都沒帶「等路」（禮物），同時也很少機會單獨前往（多半和彭啟原一同，也由他準備等路），每回的拜訪仍以工作為主，問問題、談事情、拍紀錄片，難得有純聊天的情況。客家人說聊天叫做「打嘴古」，真是傳神，一種沒有目的的嘴巴活動，忙碌不堪的行程已經讓我還念著這樣的「沒有目的」，純然只是打一打嘴古、說一說古往今來天南地北！走到門口才發現臨街的鐵捲門落了地，屋內也看不出有人在家的燈火。糟糕，正在猶豫不知如何是好的瞬間，心中也閃過一個念頭，「看樣子，蛋糕要帶回台北了！」「唉，這是我喜愛的嗎？蛋糕？」很後悔買了蛋糕，鍾老喜歡吃蛋糕嗎？心情還在混沌的狀態，一部轎車開進了鍾老家的店亭下，走出來的竟是「阿鈞頭」錢鴻鈞，真是意外的相逢！兩人當場楞在那兒，不知道要說什麼。他告訴我和鍾老有約，然而今天鍾老到台北參加公共電視「作家身影」的發表會，恐怕有事情耽擱還沒回家。這麼一說我比較放心了，手上所提的小蛋糕終於可以成為我私下送給鍾老的第一份等路了。阿鈞頭說著說著，我心中也在思索為什麼兩人相逢會發楞，雖然兩人都是年輕人，也都關心客家的問題，可是彼此真的很不瞭解，至少和我們各自與鍾老的關係相較，彼此的關係實在要稱上「生疏」。阿鈞頭近年來非常努力、認真的研究鍾老，甚至連語言習慣也都由原先所的「海陸客話」改為鍾老式的「四縣客話」。大概也因為他一開口就用四縣，而非以往我們相談時所用的海陸，所以讓我不知所措，也增加了彼此的疏離感。原以為他只是因為我的家用語言為四縣，才由海陸改口四縣，可是當我仍以彼此慣常採用的海陸回應時，他卻像鐵了心一般堅定地說四縣，我才發現他「別有目的」。兩人的尷尬還沒來得急化解，就看到鐵門「ㄍㄨㄚㄎ」一聲，緩緩升起，真是一連串的意外。回頭，只見馬路上一部轎車閃爍著黃燈，我低頭仔細一看原來是鍾老的公子，載著鍾老全家，準備將車開進店亭下。阿鈞頭連忙把車退出讓出車位，一伙人才魚貫進入鍾家。鍾老、阿鈞頭和我三個人坐在客廳，打起嘴古來了。其實多半還是鍾老說話。談著他近一年來的身體狀況，談他在病痛的一年裡所閱讀的報紙。談著因為失眠，半夜睡不著爬起來，寫了幾篇「還拿得出去」的文稿，多數是弔念文章（王昶雄、魏廷朝等）。談他的感冒，因為幾次朋友的好意開車送他回家，卻因為冷氣開太強而遭受一年多來的身體病痛的來龍去脈。不知什麼時候，阿鈞頭的面前多了一個錄音機。說著說著，鍾老的喉嚨又積了一塊吐之不去的濃痰，他急著起身走進灶下（廚房）。臨走前還拋了一句福佬話「幹你娘」，是罵那塊痰，還是罵自己日漸不堪用的軀體？接著，阿鈞頭喃喃的說著話，好像對我說、又像似自言自語，「不知道他自己知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已經病了一年多了，都不會好啊！真的沒有好！」臉上一付很疼惜也很無奈的表情。阿鈞頭是清大物理博士，卻熱衷於客家文學的推廣與研究，近年來編輯鍾老文集的努力，成果斐然，真的很讓人忌妒。他的編輯所得先由本土出版社出版了「書信集」，現在則由桃園縣立文化中心編了一筆龐大預算（就文化事務而言，如果就一般工程款而言則連邊都達不到）出版「鍾肇政全集」。一套嚇死人的大部頭全集，二十幾本像磚塊一樣大的精裝套書，這些資料是如何蒐集的、如何整理的啊！一千多萬字的作品，排山倒海而來，一定整慘了編輯人員。回首才知道歷史，回顧才知道價值。鍾老的創作量的豐富人盡皆知，然而，實際上豐富到什麼程度、多到什麼程度卻是一個謎。上千萬字的寫作毅力，充分的表現出他超乎常人的文學生命力。精神勇猛的文學健將卻被現世的軀體困住，「幹你娘！」我也要跟著鍾老的後面，大聲的怒罵無知的老天爺，「幹你娘，你知道鍾老是怎樣的文學家嗎？」從灶下回到客廳的鍾老又絮絮地談著他的身體的病痛歷史。在敏盛醫院住院一個星期，是他平生第一次住院。說是肺炎。醫院看到鍾老的名字，特別交代要善待，於是病房立刻堆滿了花籃、水果。一位外省籍的醫師看診時，特意用不太純熟的客家話，「大概因為我這幾年所做的客家運動吧！」鍾老臉有得色。住院一個星期身體能夠好到哪裡去？回到家，連看報紙的習慣都改變了。他說，「身體不好，只能看一份報紙，「台灣日報」，看看費邊的專欄。也看一點電視新聞，政治的，連戰說什麼、宋楚瑜說什麼。」沒提到阿扁說什麼。之所以看台灣日報，是因為很便宜，才5元。（說現在漲到8元了）就要送報生開一年的收據，才一千多元而已！又說，其實也有很多免費的報紙，可是他說「看不完，你要送就送別人看吧！」「我要看台灣日報，他又不送我，只好自己定了。」鍾老看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某一份本土報紙，可是現在不看了。「×××報變了，自從接受宋編列每年三千萬元補助之後，就不再看了！」鍾老說起一件在該報頒獎會上的往事，他當著報老闆的面提起補助之事，讓台下的該報記者緊張不已（鍾師母親眼觀察到現場的反應），彼此交頭接腦了一陣。本以為這則新聞會被蓋掉，沒想到第二天仍然見報。還提到和宋在某個宴會場合的「機峰」對話，宋告訴鍾老，「我很瞭解你喔！我讀過你很多的書。」鍾老說「你這麼說，我壓力太大。」他對我們回憶這件往事時，表示「到底這句話是恭維，還是恐嚇？」「從他國中時代開始到當上新聞局長，就有機會看到我所編的東西，前前後後至少有一千萬字，當然很瞭解我。」一個本土作家所經歷的白色恐怖，不是現在的三言兩語所能說得清的，鍾老至今仍然對於文字的表達非常謹慎，不能不說是白色恐怖的「貢獻」。此外他還提起多年前在某本土報擔任副刊主編的往事，「為什麼我只做了一年？」對啊，這的確是一件令人好奇之事。他說，「在那一年內，我都在台北上班，副刊所有文字都由我負責決定。後來，報社竟在高雄另設了一位主編，掌握最後的決定權。於是，我就辭職了！」這件往事的來龍去脈應當仔細追究，然而，從鍾老的言談之間，可以很清楚的明白，政治對於文學的多方阻撓，對於他的文學生命當然也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們未始不可徹底做一個弱者，探索弱者的世界，追求弱者的生命真相，一樣可以不朽。」鍾老寫了一封給鍾理和的信件中，清楚的說明了自己的弱勢處境，同時也堅決的確認自己要站在弱勢這邊，寫出不朽。鍾老以不屈不撓的方式堅持「弱勢」文學創作，而非介入「強勢」政治，正在反映著文學所具有的柔弱而不朽的深層意涵，透過小說的寓意、透過文學的筆觸，見證了時代，也記錄了鍾老自身面對時代悲劇的綿綿不絕的「生命主題」。
2000年1 月20日是鍾老的76歲生日，寶島客家電台等客家團體要辦一場祝壽音樂會，原本預定的題目是「像鍾老致敬」，阿鈞頭就是為了這場音樂會的細節來到龍潭的。他為音樂會的節目單寫了一篇介紹鍾老的文章，大概整理多了鍾老的文章，也深深老解鍾老的談不盡的內容，因此不能罷休的寫了4000多字。鍾老表示對於一份晚會的節目單而言，「太多了，只要幾行字，附上一張大頭照就好了，和幾位音樂家的介紹應該一樣！」「而且，不能用『像鍾老致敬』，建議改成『文學與音樂相逢』！」鍾老期許客家音樂能夠走出一條新路，不要一直停留在傳統的方式，「唱出一些年輕人願意哼個不停的現代客家音樂吧！」一月底，也是鍾老夫婦結婚50週年的大日子，「文學與音樂相逢，客家藝術歌曲演唱會」，應當是客家運動從1988年以來的一次最具文化價值的賀禮。鍾老問起我的近況，「盡久（很久）沒看到你啊！只有你一儕（一個人）來係嗎？」我說是因為陳永興設計的龍潭運動公園的規劃案。因此倒引起鍾老提起另一件案子，龍潭大陂塘的美化工程，有一位來自宜蘭的、講福佬的日商規劃公司，準備了一塊很大的大理石，希望鍾老題字。「他拿著你編的《新的龍潭人》裡頭，我所寫的龍潭頌歌，問我可不可以挑選其中一段文字，用書法寫一寫。」「我說等我精神好一點就可以！」「談一談又問我，可不可以全部都寫，大理石很大塊，有一米五！」鍾老的書法不但是家鄉人所熟識，已經成為各種客家場合的公共書法，龍潭陂是鍾老寫作的原鄉，理所當然要有最優質的鍾老書法碑石！我提到和永興所建議的意見，小鎮另一側的運動公園，往東看、往南看，所見的山景都是鍾老文學作品中的故事場景，插天山、乳姑山。希望，未來的龍潭運動公園也能以一種文學的眼光相待，既表現了地景與文學的對話，也促成了體育、公園、小鎮生活與文學的相逢！（2000/1/19）
聲音、影像與自我 /陳板
聲音、影像與自我
陳板 2000 .4/1
初次在錄音機中聽到自己的聲音，或第一次在錄影帶裡看到自己的影像，大多都會不習慣，至少會在內心自問「我的聲音怎麼變這樣？」或「我怎麼會有那樣的小動作？」這個現象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然而，它總會在自己的感受中激動著一分遲疑與猶豫。
我第一次有機會看到自己的錄影影像，距今已經十多年了，至於從錄音機中聽到自己的聲音是更早的事了，十多年來，我一直沒機會思索這個問題，直到最近才因為重新理解自我、思索自我，發現這個現象竟蘊含著一個重大的表達與溝通的課題。在我看來它牽涉到自我對於自身的認定與形象的理解（或想像）。自我是什麼，自我的形象、聲音是什麼，在人生的過程中或有或無總會在腦海中閃過，然而，自我的認知和外在對於自己的認知卻有根本性的差異，只不過這個差異並不會造成生存的危機，因此也就沉入每個個人的生命底層的晦澀邊區，無法提供自我重新思索世界的根本性基礎了。
自己的聲音和他人的聲音，最大的差距還不在於客觀的頻率指標，而在於一種主觀的體會。在自然的狀態下，我們所「聽到」的自己的聲音是透過胸腔、喉嚨與嘴巴的複雜作用，呈現在自己的耳朵的，其實是一種渾然一體的肉質立體感受，這樣的聲音在自己而言已形成一個十分豐富的聲音迴盪關係。
然而，在他人而言，並沒有那套複雜的迴盪關係，只聽到一個單一質素的發聲體，對方的胸腔共鳴作用以及對方在耳朵內所形成的回音關係全然消失，在己方所聽到的聲音成為扁平的線性發射音波。
因此，一旦跳開自身的共鳴體，以一個第三者的位置收聽自己的聲音，那麼也就會感受到一種有偏差的異質感。或許，這個現象可以解釋在錄音機聽到自己聲音的怪怪的感覺的成因了。
我們認識自我的形象的方式，不外透過鏡子的反射，透過鏡子我們確認自身的空間形象，尤其是臉孔的表情、比例、膚色、頭髮的形式、嘴唇、鼻子、眼睛等等，因為鏡子，我們知道自己的形象。然而，錄影機問世之後，卻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認識自我的管道，錄影機裡的自我形象竟和鏡子裡的自我形象差距甚大。以往錄影機還屬於極少數人的專利的時代，社會大眾還不會遇上這個問題，近年來紀錄片的風行、家用攝影機的普及化，每個人都有機會透過攝影機所投射出來的影像看到自己，兩者之間存在著的差異也就在觀眾與自我的兩種態度（或觀點）中蔓延開來。
鏡中的影像可說是我們建立自我形象的基礎，從小到老我們不斷透過鏡子檢視自我：化妝、刮鬍子、整肅儀容、以及不斷的反覆的確認自我的形象。然而，鏡中的自己卻永遠只是臉孔的正面形象，或說把大份人所關心的形象都是臉孔的正面容貌，因此，畫家的自畫像、化妝品的種類，花在臉部的金錢與數量都是驚人的。雖然從鏡子裡頭也可以很勉強地看到自己的部分側影，然而無論如何鏡中的自我全都是左右相反的形影。而在攝影機中的自己則是一個以純然他者角度的觀看機制，以360度環視的客觀形象顛覆了自我的正面形象認知。對於長久一來習慣（熟悉）於從鏡中反省自我、觀看自我與打扮自我的「我」而言，攝影機的客觀顯像反而成為失真的紀錄工具，換句話說，從自我的形象認知而言，我們的主觀認知形象和客觀的認知形象之間有極大的差異。
大選前，在美國學電影的阿亮回國探親兼投票，和我談起電影裡頭的聲音問題，我則想到自己所面對的聲音、形象與自我，引發了我進一步思索潛在於自我深層的聲音認知與影像習慣與客觀世界之間的斷層的問題，或許它太過於隱晦，或許它太過於無足輕重，終究成為邊緣課題。但是那天的談話，卻讓我開始思索這個斷層之間的跨越與溝通問題。
我嘗試從相反的角度思索這個斷層，從客觀的紀錄者的角度思索，如何才能更準確紀錄、呈現主觀的我呢？主觀的聲音、主觀的形象？
主觀的聲音具有強烈的主體性、肉體性，以及一種不確定性。然而，客觀的聲音卻被簡化成放射在空氣中的聲波，任憑接收者以自己的認知去判斷、決定聲音的質感，聲音的主人（發生者）一點也莫可奈何。
前幾天在民視錄製「台灣文化論壇」之後，主持人給我的最後一句話竟然不是我談論內容的價值，而是「你的聲音很有磁性」，我實在不明白這句話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是不是我所說的話無助於主題的開展，還是我的聲音塑造了當天節目的品管價值？不過可以確知的是，當天我所關心的（主觀的）課題是非聲音的，而主持人卻更關心我的聲音質地，彼此之間沒有交集在相同的認知上。
聲音、影像與自我之間，充滿了溝通的變數，人己之間透過聲音與影像完成彼此的內心情緒的交流，然而，如何才能跨過主客觀的認知斷層，或許這個隱晦的邊緣課題能夠提供思索的機會。（2000/4/1）
陳板 2000 .4/1
初次在錄音機中聽到自己的聲音，或第一次在錄影帶裡看到自己的影像，大多都會不習慣，至少會在內心自問「我的聲音怎麼變這樣？」或「我怎麼會有那樣的小動作？」這個現象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然而，它總會在自己的感受中激動著一分遲疑與猶豫。
我第一次有機會看到自己的錄影影像，距今已經十多年了，至於從錄音機中聽到自己的聲音是更早的事了，十多年來，我一直沒機會思索這個問題，直到最近才因為重新理解自我、思索自我，發現這個現象竟蘊含著一個重大的表達與溝通的課題。在我看來它牽涉到自我對於自身的認定與形象的理解（或想像）。自我是什麼，自我的形象、聲音是什麼，在人生的過程中或有或無總會在腦海中閃過，然而，自我的認知和外在對於自己的認知卻有根本性的差異，只不過這個差異並不會造成生存的危機，因此也就沉入每個個人的生命底層的晦澀邊區，無法提供自我重新思索世界的根本性基礎了。
自己的聲音和他人的聲音，最大的差距還不在於客觀的頻率指標，而在於一種主觀的體會。在自然的狀態下，我們所「聽到」的自己的聲音是透過胸腔、喉嚨與嘴巴的複雜作用，呈現在自己的耳朵的，其實是一種渾然一體的肉質立體感受，這樣的聲音在自己而言已形成一個十分豐富的聲音迴盪關係。
然而，在他人而言，並沒有那套複雜的迴盪關係，只聽到一個單一質素的發聲體，對方的胸腔共鳴作用以及對方在耳朵內所形成的回音關係全然消失，在己方所聽到的聲音成為扁平的線性發射音波。
因此，一旦跳開自身的共鳴體，以一個第三者的位置收聽自己的聲音，那麼也就會感受到一種有偏差的異質感。或許，這個現象可以解釋在錄音機聽到自己聲音的怪怪的感覺的成因了。
我們認識自我的形象的方式，不外透過鏡子的反射，透過鏡子我們確認自身的空間形象，尤其是臉孔的表情、比例、膚色、頭髮的形式、嘴唇、鼻子、眼睛等等，因為鏡子，我們知道自己的形象。然而，錄影機問世之後，卻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認識自我的管道，錄影機裡的自我形象竟和鏡子裡的自我形象差距甚大。以往錄影機還屬於極少數人的專利的時代，社會大眾還不會遇上這個問題，近年來紀錄片的風行、家用攝影機的普及化，每個人都有機會透過攝影機所投射出來的影像看到自己，兩者之間存在著的差異也就在觀眾與自我的兩種態度（或觀點）中蔓延開來。
鏡中的影像可說是我們建立自我形象的基礎，從小到老我們不斷透過鏡子檢視自我：化妝、刮鬍子、整肅儀容、以及不斷的反覆的確認自我的形象。然而，鏡中的自己卻永遠只是臉孔的正面形象，或說把大份人所關心的形象都是臉孔的正面容貌，因此，畫家的自畫像、化妝品的種類，花在臉部的金錢與數量都是驚人的。雖然從鏡子裡頭也可以很勉強地看到自己的部分側影，然而無論如何鏡中的自我全都是左右相反的形影。而在攝影機中的自己則是一個以純然他者角度的觀看機制，以360度環視的客觀形象顛覆了自我的正面形象認知。對於長久一來習慣（熟悉）於從鏡中反省自我、觀看自我與打扮自我的「我」而言，攝影機的客觀顯像反而成為失真的紀錄工具，換句話說，從自我的形象認知而言，我們的主觀認知形象和客觀的認知形象之間有極大的差異。
大選前，在美國學電影的阿亮回國探親兼投票，和我談起電影裡頭的聲音問題，我則想到自己所面對的聲音、形象與自我，引發了我進一步思索潛在於自我深層的聲音認知與影像習慣與客觀世界之間的斷層的問題，或許它太過於隱晦，或許它太過於無足輕重，終究成為邊緣課題。但是那天的談話，卻讓我開始思索這個斷層之間的跨越與溝通問題。
我嘗試從相反的角度思索這個斷層，從客觀的紀錄者的角度思索，如何才能更準確紀錄、呈現主觀的我呢？主觀的聲音、主觀的形象？
主觀的聲音具有強烈的主體性、肉體性，以及一種不確定性。然而，客觀的聲音卻被簡化成放射在空氣中的聲波，任憑接收者以自己的認知去判斷、決定聲音的質感，聲音的主人（發生者）一點也莫可奈何。
前幾天在民視錄製「台灣文化論壇」之後，主持人給我的最後一句話竟然不是我談論內容的價值，而是「你的聲音很有磁性」，我實在不明白這句話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是不是我所說的話無助於主題的開展，還是我的聲音塑造了當天節目的品管價值？不過可以確知的是，當天我所關心的（主觀的）課題是非聲音的，而主持人卻更關心我的聲音質地，彼此之間沒有交集在相同的認知上。
聲音、影像與自我之間，充滿了溝通的變數，人己之間透過聲音與影像完成彼此的內心情緒的交流，然而，如何才能跨過主客觀的認知斷層，或許這個隱晦的邊緣課題能夠提供思索的機會。（2000/4/1）
端午節 五月節與肉粽節 / 陳板
端午節 五月節與肉粽節
陳板 2000. 6/8
端午節 客家人稱為 五月節 我在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雜誌上看到原住民朋友稱之為 肉粽節
大概是因為她乃是五月的唯一節日 所以稱為五月節
或許因為是吃肉粽 所以又稱肉粽節
端午節或肉粽節都是異文化的節日
對於生長在台灣的人民而言
久而久之總會把她過成一種遠離本意的日子
在教科書上有一個詩人 叫做屈原
據說 他就是端午節的肉粽與龍舟的由來
然而 我的可以領老人年金的母親 卻只知道必須要在當天早上九點趕回老家公聽拜阿公婆 阿公婆就是客家人的祖先啦
至於小孫女要寫作業 希望阿婆告訴她端午節的由來
她說這下考倒我了 要問大舅
我知道母親知道另一個端午故事
希望她跟外孫女說
阿婆就說 好像是因為 走黃巢的緣故
也就是逃避黃潮的故事
一個婦人在走黃巢時 帶著兩個小孩 然而卻背著大的牽著小的
被黃巢遇上了 黃巢問她 為什麼不先照顧好小的卻特別對大的較好呢
婦人因為不認識黃巢也就大著膽子告訴黃巢
大的是叔叔的孩子 小的是自己的孩子
然而叔叔已經被黃巢殺死了 如果叔叔的小孩沒照顧好 就會絕了後代 至於自己的小孩 如果死了 還可以再生
黃巢聽了之後也受到感動 就告訴婦人 只要在家門口插上艾草
就能避禍
婦人信以為真 不但如此還告訴同村人避禍的辦法
因此整個村子也就躲過了黃巢之亂
這是母親的五月節的典故
至於屈原 她則是打電話給自己的女兒
從她那兒聽到第一次的屈原的故事
原住民又是如何過肉粽節的呢
據說台灣原住民因為多半住在山上 因此也就不太懂划龍舟的故事 當然 肉粽則是台北街頭的小販的商品 更不知道怎麼拿給屈原吃呢 用快遞郵件 還是丟進臭掉的淡水河好呢
陳板 2000. 6/8
端午節 客家人稱為 五月節 我在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雜誌上看到原住民朋友稱之為 肉粽節
大概是因為她乃是五月的唯一節日 所以稱為五月節
或許因為是吃肉粽 所以又稱肉粽節
端午節或肉粽節都是異文化的節日
對於生長在台灣的人民而言
久而久之總會把她過成一種遠離本意的日子
在教科書上有一個詩人 叫做屈原
據說 他就是端午節的肉粽與龍舟的由來
然而 我的可以領老人年金的母親 卻只知道必須要在當天早上九點趕回老家公聽拜阿公婆 阿公婆就是客家人的祖先啦
至於小孫女要寫作業 希望阿婆告訴她端午節的由來
她說這下考倒我了 要問大舅
我知道母親知道另一個端午故事
希望她跟外孫女說
阿婆就說 好像是因為 走黃巢的緣故
也就是逃避黃潮的故事
一個婦人在走黃巢時 帶著兩個小孩 然而卻背著大的牽著小的
被黃巢遇上了 黃巢問她 為什麼不先照顧好小的卻特別對大的較好呢
婦人因為不認識黃巢也就大著膽子告訴黃巢
大的是叔叔的孩子 小的是自己的孩子
然而叔叔已經被黃巢殺死了 如果叔叔的小孩沒照顧好 就會絕了後代 至於自己的小孩 如果死了 還可以再生
黃巢聽了之後也受到感動 就告訴婦人 只要在家門口插上艾草
就能避禍
婦人信以為真 不但如此還告訴同村人避禍的辦法
因此整個村子也就躲過了黃巢之亂
這是母親的五月節的典故
至於屈原 她則是打電話給自己的女兒
從她那兒聽到第一次的屈原的故事
原住民又是如何過肉粽節的呢
據說台灣原住民因為多半住在山上 因此也就不太懂划龍舟的故事 當然 肉粽則是台北街頭的小販的商品 更不知道怎麼拿給屈原吃呢 用快遞郵件 還是丟進臭掉的淡水河好呢
搶救家園記憶文件：社區震災博物館 /陳板
搶救家園記憶文件：社區震災博物館
陳板 1999. 10/7
廢棄物還是家園記憶？
最近，蕭萬長院長宣佈的「救災時間表」中有一條是「一個月內清完災區廢棄物」，並立刻依據「緊急命令」徵調全國數百輛拆除車輛移交軍方統籌調度，希望能準時完成任務，表面上看起來是政府部門一次高度工作效率的表現，然而，如果從台灣文化的角度來看，這個時間表卻是個極度恐怖的文史殺手。以目前「災區廢棄物」準則的模擬兩可情境而言，如何認定何者是「廢棄物」，已讓災民傷透了腦筋，更何況強逼無心思索抽象文化價值的災民瞬時判斷磚塊還是書桌何者是廢棄物，豈不是國家對災民又一次殘忍的二度傷害？
現在政府要迅速把所有被貼為「危樓」標誌的房子拆除，對於災區社區來說其實有兩層意義：一方面居民因為有快速重建的壓力，所以也就管不了人文流失的後果；另一方面也因為「廢棄物」裡頭同時有許多個人或家庭記憶的部分，而遲遲不敢面對即將被挖土機瞬間清理掉的現實問題。目前已經可以看到部分災區現場，長久居住的房子以最快的瞬間被拆除大隊清理掉，留下來的只剩一塊虛無荒疏的建築傷心地。居民多半措手不及，像面對第二次強烈餘震般被驚嚇得呆若木雞。記憶像一縷清煙，似有還無。
集體記憶之搶救
到底「廢棄物」是什麼？我們還是需要重新去確定，究竟是家園的記憶或者純粹的廢棄物，這兩者應該區分開來。在地震瓦礫堆中保存的家園記憶，真的需要有冷靜的頭腦才能思考周詳，事實上，我們卻看到許多災民冒險進入極端危險的危樓中搶救櫥櫃、桌椅甚至樓梯扶手，卻獨獨遺漏了家庭出遊的照片、父母親的感謝狀、小孩子的家庭聯絡簿，以及生活的點點滴滴。
屬於家族或是村子的「集體記憶」，是目前文史工作者從事社區營造最為珍貴的無形資產。截至目前為止，已有部分災區廢墟被推土機夷為平地。然而，也在許多地方看到村民期許來訪的媒體拍到自己，給自己或家族提供些許影像紀念物。也有許多人更具體地邀請友人幫助他們做記錄或拍攝，當然，還有人主動搶救自己家裡的相片或是文件。這個過程對於一個家族而言當然是一個記憶的證物，對社區而言就是社區的集體記憶泉源。許多列入待拆名單的村子，幾乎都要在一個月之內被剷平，如果說不趕快進行搶救行動，這些已經承傳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村子都會在歷史中煙消雲散。
我們也看到，從災區清除之後的瓦礫（廢棄物？），不分青紅皂白通通混在一起全部堆在臨時性的置物場中，這裡頭有各式各樣無法描述的、所有家族的檔案文件。這個工作是目前的社區重建工作中最為迫切的文史資源。
重建東勢客家之文件資料
以東勢為例，東勢是全國最為嚴重的災區，現在有關單位想出很多名目設想東勢應該成為科技城或產業區，無論是哪一個目標，東勢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中台灣的客家重鎮。此次地震尤其以老街區的本街房屋傾倒最多，本街的下方（西方）匠寮一帶原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客家聚落，也是東勢街庄最具代表性的聚落區。目前許多房屋都是傾倒的，這個地方的聚落形式也是非常特殊的，目前只看到媒體記者的影像與志工形式的紀錄，尚未看到較全面性地搶救災區社區的文史資料。希望能夠透過紀錄，不管是災區現場的紀錄或者是拍攝照片，紀錄片、快速的現場訪談或是災區賑災文件（包括地震當場毀壞的時鐘、日曆、月曆、記事等關於震災前後的相關史料）都是非常重要的東勢客家重建的文件資料。現在，大部分的人著眼於眼前的救急行動，這些動作若不能考慮未來的長程願景的話，將會讓整個未來失去歷史的深度。
眼前的救急行動與未來的長程願景
目前地方上也有一群非常優秀的文史工作者，長時期的紀錄地方的客家語言與文化傳統，雖然如此，仍然需要比較完整的資源協助孔道，讓災區社區有最快速度的家園記憶文件的搶救計畫。因為這個地方的人大部分是災民，有非常多眼前的迫切的居住、生存問題，所以他們本身很難有長遠的規劃構想，而且這麼短的時間內，強迫他們提出完整的計畫案也是太過殘忍的要求。因此需要外力協助，除了給災民加油、打氣之外，協助災區居民寫計畫書絕非不道德的事。
緊急徵調全國文史工作者與歷史專業者投身工作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緊急動員全國的文史工作者以及歷史專業者投身其間，此時，外來文史工作者可以用他們過去在外來長期的工作經驗，再加上以一個比較旁觀、客觀的角度，也比較能夠冷靜地、全盤地看清以巧聖先師廟為中心的匠寮聚落。慢慢的，災民也能一步一步走回人文重建的道路上，慢慢的，在地的災民也能從外力手中接回工作，慢慢的，當災民的體力、心力恢復過來，提供外援的朋友們也能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共同的努力不但可以進一步增進文史工作者之間的革命情感，所得的成果，也將成為不久的將來要進行的「東勢新市鎮計畫」，或是重建計畫、或是都市計畫的修正案的最重要的人文參考檔案。
以社區為範疇的震災紀念館
社區的重建與台灣文化地圖的重劃，可以說是一體之兩面。台灣文化因為人文與自然處境的交互作用，形成了頗為強烈的人文地域特性，民間的說法是「一庄一俗」，相隔幾個村或里的地域規模，就有風俗習慣、言語腔調與政治思想的歧異性，多元的台灣地方特色，也就讓台灣擁有豐富、傲人的人文本錢。九二一的災後重建，當然得依循台灣特有的地域化人文特質，新的時代地域特色，也由街庄的規模細膩到村里社區，九二一的世紀大地震，雖然造成了中台灣空前的集體毀滅災難，有必要以全國性的視野規劃震災紀念館，然而，每個災區也因為人文與自然處境的差異，形成了地域性的震災現象。如果說社區的切身感是社區營造的原動力，那麼社區震災紀念館就是社區切身感的來源了。（1999/10/7初稿）
陳板 1999. 10/7
廢棄物還是家園記憶？
最近，蕭萬長院長宣佈的「救災時間表」中有一條是「一個月內清完災區廢棄物」，並立刻依據「緊急命令」徵調全國數百輛拆除車輛移交軍方統籌調度，希望能準時完成任務，表面上看起來是政府部門一次高度工作效率的表現，然而，如果從台灣文化的角度來看，這個時間表卻是個極度恐怖的文史殺手。以目前「災區廢棄物」準則的模擬兩可情境而言，如何認定何者是「廢棄物」，已讓災民傷透了腦筋，更何況強逼無心思索抽象文化價值的災民瞬時判斷磚塊還是書桌何者是廢棄物，豈不是國家對災民又一次殘忍的二度傷害？
現在政府要迅速把所有被貼為「危樓」標誌的房子拆除，對於災區社區來說其實有兩層意義：一方面居民因為有快速重建的壓力，所以也就管不了人文流失的後果；另一方面也因為「廢棄物」裡頭同時有許多個人或家庭記憶的部分，而遲遲不敢面對即將被挖土機瞬間清理掉的現實問題。目前已經可以看到部分災區現場，長久居住的房子以最快的瞬間被拆除大隊清理掉，留下來的只剩一塊虛無荒疏的建築傷心地。居民多半措手不及，像面對第二次強烈餘震般被驚嚇得呆若木雞。記憶像一縷清煙，似有還無。
集體記憶之搶救
到底「廢棄物」是什麼？我們還是需要重新去確定，究竟是家園的記憶或者純粹的廢棄物，這兩者應該區分開來。在地震瓦礫堆中保存的家園記憶，真的需要有冷靜的頭腦才能思考周詳，事實上，我們卻看到許多災民冒險進入極端危險的危樓中搶救櫥櫃、桌椅甚至樓梯扶手，卻獨獨遺漏了家庭出遊的照片、父母親的感謝狀、小孩子的家庭聯絡簿，以及生活的點點滴滴。
屬於家族或是村子的「集體記憶」，是目前文史工作者從事社區營造最為珍貴的無形資產。截至目前為止，已有部分災區廢墟被推土機夷為平地。然而，也在許多地方看到村民期許來訪的媒體拍到自己，給自己或家族提供些許影像紀念物。也有許多人更具體地邀請友人幫助他們做記錄或拍攝，當然，還有人主動搶救自己家裡的相片或是文件。這個過程對於一個家族而言當然是一個記憶的證物，對社區而言就是社區的集體記憶泉源。許多列入待拆名單的村子，幾乎都要在一個月之內被剷平，如果說不趕快進行搶救行動，這些已經承傳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村子都會在歷史中煙消雲散。
我們也看到，從災區清除之後的瓦礫（廢棄物？），不分青紅皂白通通混在一起全部堆在臨時性的置物場中，這裡頭有各式各樣無法描述的、所有家族的檔案文件。這個工作是目前的社區重建工作中最為迫切的文史資源。
重建東勢客家之文件資料
以東勢為例，東勢是全國最為嚴重的災區，現在有關單位想出很多名目設想東勢應該成為科技城或產業區，無論是哪一個目標，東勢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中台灣的客家重鎮。此次地震尤其以老街區的本街房屋傾倒最多，本街的下方（西方）匠寮一帶原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客家聚落，也是東勢街庄最具代表性的聚落區。目前許多房屋都是傾倒的，這個地方的聚落形式也是非常特殊的，目前只看到媒體記者的影像與志工形式的紀錄，尚未看到較全面性地搶救災區社區的文史資料。希望能夠透過紀錄，不管是災區現場的紀錄或者是拍攝照片，紀錄片、快速的現場訪談或是災區賑災文件（包括地震當場毀壞的時鐘、日曆、月曆、記事等關於震災前後的相關史料）都是非常重要的東勢客家重建的文件資料。現在，大部分的人著眼於眼前的救急行動，這些動作若不能考慮未來的長程願景的話，將會讓整個未來失去歷史的深度。
眼前的救急行動與未來的長程願景
目前地方上也有一群非常優秀的文史工作者，長時期的紀錄地方的客家語言與文化傳統，雖然如此，仍然需要比較完整的資源協助孔道，讓災區社區有最快速度的家園記憶文件的搶救計畫。因為這個地方的人大部分是災民，有非常多眼前的迫切的居住、生存問題，所以他們本身很難有長遠的規劃構想，而且這麼短的時間內，強迫他們提出完整的計畫案也是太過殘忍的要求。因此需要外力協助，除了給災民加油、打氣之外，協助災區居民寫計畫書絕非不道德的事。
緊急徵調全國文史工作者與歷史專業者投身工作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緊急動員全國的文史工作者以及歷史專業者投身其間，此時，外來文史工作者可以用他們過去在外來長期的工作經驗，再加上以一個比較旁觀、客觀的角度，也比較能夠冷靜地、全盤地看清以巧聖先師廟為中心的匠寮聚落。慢慢的，災民也能一步一步走回人文重建的道路上，慢慢的，在地的災民也能從外力手中接回工作，慢慢的，當災民的體力、心力恢復過來，提供外援的朋友們也能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共同的努力不但可以進一步增進文史工作者之間的革命情感，所得的成果，也將成為不久的將來要進行的「東勢新市鎮計畫」，或是重建計畫、或是都市計畫的修正案的最重要的人文參考檔案。
以社區為範疇的震災紀念館
社區的重建與台灣文化地圖的重劃，可以說是一體之兩面。台灣文化因為人文與自然處境的交互作用，形成了頗為強烈的人文地域特性，民間的說法是「一庄一俗」，相隔幾個村或里的地域規模，就有風俗習慣、言語腔調與政治思想的歧異性，多元的台灣地方特色，也就讓台灣擁有豐富、傲人的人文本錢。九二一的災後重建，當然得依循台灣特有的地域化人文特質，新的時代地域特色，也由街庄的規模細膩到村里社區，九二一的世紀大地震，雖然造成了中台灣空前的集體毀滅災難，有必要以全國性的視野規劃震災紀念館，然而，每個災區也因為人文與自然處境的差異，形成了地域性的震災現象。如果說社區的切身感是社區營造的原動力，那麼社區震災紀念館就是社區切身感的來源了。（1999/10/7初稿）
從教育家辛志平校長故居拆除事件談起 /陳板
從教育家辛志平校長故居拆除事件談起
陳板 2000. 8/2
辛志平校長故居的意義
日前報載，位於新竹市東門街32號及32-1號的辛志平老校長故居所在地，將於2000年9月開始施工興建立體停車場。屆時，辛校長的故居勢必夷為平地。
辛校長是著名的教育家，曾獲選天下雜誌五十位「四百年來台灣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1945年來台至1985年病逝的四十年間，他一直居住在這棟傳統日式建築內。在他校長任內的三十年間（1945-1975），新竹中學是台灣近四十年來極少數擺脫升學主義陰影、能辦正常教育的地方。培育了來自桃竹苗的地方菁英，如學界的李遠哲、傅偉勳、葉啟政、楊榮祥，醫界台大醫院副院長陳榮基，政界章孝嚴、許信良、彭紹瑾、施信忠，企業界杜憶民、葉榮嘉與作家張系國教授等。辛校長是在他任內所有新竹中學畢業生的共同記憶對象，同時，關於辛校長的故事，每個竹中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版本，中研院李遠哲院長，就曾表示高中時代想清楚人生意義是因辛校長的帶領。
因為居住者的特殊人文意義，辛校長的故居，也就具備著豐富的歷史意義。
這個宿舍區即將拆除的事件，立刻引起新竹中學校友們的注意，也催促了地方文化工作者的矚目，關心木造建築的「木造社」成員準備花功夫進行搶救的工作。曾經象徵某個社會階層的日式老建築，已經日漸稀少，加上以如今相當罕見的檜木當作建材，當非往後的建築物所能再現，更能見到辛校長故居空間的時代價值。
新竹地區近年來在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課題上，稱得上是領先其他地區，如內灣戲院、國民戲院、東門城與舊憲兵隊等的再生利用，已經受到空間專業界的高度肯定。同時，地方政府也不分黨派想推動「文化科學城」的願景，因此，辛志平校長故居，應該是最具有發展潛力的歷史空間。
都市計畫與城市文明的關係
然而，事情的發展卻總不如人意，新竹市政府竟以「不符合土地分區使用規定」的原因，拒絕了地方文化人「原地重建」的請求。只表示準備在新竹公園後方找一塊空地，作為未來復原辛校長故居的基地。表面上看來，市政府是在呼應文建會正在積極推動的「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年度工作重點，然而，從辛校長故居的處理情況來看，市府想像中的「閒置空間」竟然不是辛校長故居，而是新竹公園後方的「閒置基地」，同時，辛校長故居居然變成一部可以隨意開來開去的老爺車，新竹公園後面那塊地，成為停車場。這就算是「閒置空間再利用」嗎？
這種建築物保存方式不但無法彰顯辛校長故居的人文意涵，甚至還否定了原來那塊基地的空間性意義。從某個角度看來，市政府的這個決定，等於是以人為的「都市計畫」否定已經在當地存在了七十年的城市文明。一直通到新竹中學的東山街木麻黃行道樹也因為「都市計畫」開馬路全砍光了，昔日的痛苦經驗還未消失，新的痛苦又隨之而來。
市政府部門裡頭人才濟濟，相信有許多十分有能力的空間專業者，應當能夠瞭解古蹟在特定地點的人文價值，一旦移動了地點，古蹟也就成為一堆廢棄物。市政府裡頭應該也有新竹中學的校友，應該深知老校長故居的重要性，然而，如今的作為等於把老校長長年努力的教育工作，當成一句空話。市政府帶頭做出最負面的空間教育，辛校長地下有知，不知會怎麼想！
從媒體上所看到的訊息，新竹市政府以為建築物是可以任意拆卸、遷移的古董。然而，建築物的特性之一就是地點感，辛校長下了班之後散步的地方、思索教育的地方、走上街頭的路徑、日常生活的庭園、與鄰居有人相會的地點等等，都是辛校長故居在東門街的特定意義。因此，辛校長故居如何坐落在東門街、那裡的日升日落、空氣流動的空間感受、庭園裡頭的自然訊息以及從飭場中傳來的城市聲音，都是故居保存計畫必備的血肉、細節。這裡一旦變成停車場，就算是再詳盡的古蹟解說牌，都無法讓市民想像關於辛校長故居的空間文化記憶。
日本人曾經把新竹著名的林家潛園，從老城區移往新竹市郊區，為的也就是「都市計畫」，當時，曾經被台灣人視為殖民政權故意破壞台灣文化，如今舊戲重演，民主時代的市政府竟然以「都市計畫」的緣故，遷移古蹟，等於再一次站上殖民者的講台抹煞了台灣的歷史記憶。被人移動位置的古蹟，等於一個消除脈絡的城市故事。相同的案例在新竹一再地發生，例如新竹孔廟與新竹州廳圖書館，就是消除城市記憶、抹煞脈絡的負面教材。
都市計畫的目的乃在於創造更有價值、更具人文意涵、更舒服與更進步的都市生活空間，然而，如今的都市計畫卻變成官僚體制破壞在地文化、毀滅城市文明的尚方寶劍，根本就是本末倒置。而號稱民主與進步的新政府，面對這個老舊的都市計畫版本，竟然不思改造，還厚著臉皮喧嚷自身的進步性，真是丟盡了新竹文化城的臉！
孔廟與新竹州廳圖書館：地方政治毀滅古蹟的案例
新竹孔廟是清代北台灣非常重要的古蹟，新竹州廳圖書館則是日本時代非常重要的圖書寶庫，一前一後兩個最具文化意涵的古蹟，替新竹的人文環境打下穩固的基礎。卻因為當年地方政治的一場惡鬥（縣市分家），分別被拍賣出售，孔廟變成百貨公司，圖書館成為保險公司。如今新竹最具文化意義的教育家地故居，又要跟隨其後塵，真是荒謬呀！
新竹地區最重要的畫家（也是培養諾貝爾獎得主的教育家）李澤藩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創作，就是孔廟、東門城與公會堂（今社教館）附近的回憶之作，從小就住在當地的老畫家，晚年以童年記憶控訴現代官僚的魯莽，值得我們重新省思。新竹科學園區的榮光，竟然容不下一座一代教育家的故居，「新竹文化科學城」的口號，誰相信！（2000/8/2）
陳板 2000. 8/2
辛志平校長故居的意義
日前報載，位於新竹市東門街32號及32-1號的辛志平老校長故居所在地，將於2000年9月開始施工興建立體停車場。屆時，辛校長的故居勢必夷為平地。
辛校長是著名的教育家，曾獲選天下雜誌五十位「四百年來台灣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1945年來台至1985年病逝的四十年間，他一直居住在這棟傳統日式建築內。在他校長任內的三十年間（1945-1975），新竹中學是台灣近四十年來極少數擺脫升學主義陰影、能辦正常教育的地方。培育了來自桃竹苗的地方菁英，如學界的李遠哲、傅偉勳、葉啟政、楊榮祥，醫界台大醫院副院長陳榮基，政界章孝嚴、許信良、彭紹瑾、施信忠，企業界杜憶民、葉榮嘉與作家張系國教授等。辛校長是在他任內所有新竹中學畢業生的共同記憶對象，同時，關於辛校長的故事，每個竹中人都有屬於自己的版本，中研院李遠哲院長，就曾表示高中時代想清楚人生意義是因辛校長的帶領。
因為居住者的特殊人文意義，辛校長的故居，也就具備著豐富的歷史意義。
這個宿舍區即將拆除的事件，立刻引起新竹中學校友們的注意，也催促了地方文化工作者的矚目，關心木造建築的「木造社」成員準備花功夫進行搶救的工作。曾經象徵某個社會階層的日式老建築，已經日漸稀少，加上以如今相當罕見的檜木當作建材，當非往後的建築物所能再現，更能見到辛校長故居空間的時代價值。
新竹地區近年來在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課題上，稱得上是領先其他地區，如內灣戲院、國民戲院、東門城與舊憲兵隊等的再生利用，已經受到空間專業界的高度肯定。同時，地方政府也不分黨派想推動「文化科學城」的願景，因此，辛志平校長故居，應該是最具有發展潛力的歷史空間。
都市計畫與城市文明的關係
然而，事情的發展卻總不如人意，新竹市政府竟以「不符合土地分區使用規定」的原因，拒絕了地方文化人「原地重建」的請求。只表示準備在新竹公園後方找一塊空地，作為未來復原辛校長故居的基地。表面上看來，市政府是在呼應文建會正在積極推動的「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年度工作重點，然而，從辛校長故居的處理情況來看，市府想像中的「閒置空間」竟然不是辛校長故居，而是新竹公園後方的「閒置基地」，同時，辛校長故居居然變成一部可以隨意開來開去的老爺車，新竹公園後面那塊地，成為停車場。這就算是「閒置空間再利用」嗎？
這種建築物保存方式不但無法彰顯辛校長故居的人文意涵，甚至還否定了原來那塊基地的空間性意義。從某個角度看來，市政府的這個決定，等於是以人為的「都市計畫」否定已經在當地存在了七十年的城市文明。一直通到新竹中學的東山街木麻黃行道樹也因為「都市計畫」開馬路全砍光了，昔日的痛苦經驗還未消失，新的痛苦又隨之而來。
市政府部門裡頭人才濟濟，相信有許多十分有能力的空間專業者，應當能夠瞭解古蹟在特定地點的人文價值，一旦移動了地點，古蹟也就成為一堆廢棄物。市政府裡頭應該也有新竹中學的校友，應該深知老校長故居的重要性，然而，如今的作為等於把老校長長年努力的教育工作，當成一句空話。市政府帶頭做出最負面的空間教育，辛校長地下有知，不知會怎麼想！
從媒體上所看到的訊息，新竹市政府以為建築物是可以任意拆卸、遷移的古董。然而，建築物的特性之一就是地點感，辛校長下了班之後散步的地方、思索教育的地方、走上街頭的路徑、日常生活的庭園、與鄰居有人相會的地點等等，都是辛校長故居在東門街的特定意義。因此，辛校長故居如何坐落在東門街、那裡的日升日落、空氣流動的空間感受、庭園裡頭的自然訊息以及從飭場中傳來的城市聲音，都是故居保存計畫必備的血肉、細節。這裡一旦變成停車場，就算是再詳盡的古蹟解說牌，都無法讓市民想像關於辛校長故居的空間文化記憶。
日本人曾經把新竹著名的林家潛園，從老城區移往新竹市郊區，為的也就是「都市計畫」，當時，曾經被台灣人視為殖民政權故意破壞台灣文化，如今舊戲重演，民主時代的市政府竟然以「都市計畫」的緣故，遷移古蹟，等於再一次站上殖民者的講台抹煞了台灣的歷史記憶。被人移動位置的古蹟，等於一個消除脈絡的城市故事。相同的案例在新竹一再地發生，例如新竹孔廟與新竹州廳圖書館，就是消除城市記憶、抹煞脈絡的負面教材。
都市計畫的目的乃在於創造更有價值、更具人文意涵、更舒服與更進步的都市生活空間，然而，如今的都市計畫卻變成官僚體制破壞在地文化、毀滅城市文明的尚方寶劍，根本就是本末倒置。而號稱民主與進步的新政府，面對這個老舊的都市計畫版本，竟然不思改造，還厚著臉皮喧嚷自身的進步性，真是丟盡了新竹文化城的臉！
孔廟與新竹州廳圖書館：地方政治毀滅古蹟的案例
新竹孔廟是清代北台灣非常重要的古蹟，新竹州廳圖書館則是日本時代非常重要的圖書寶庫，一前一後兩個最具文化意涵的古蹟，替新竹的人文環境打下穩固的基礎。卻因為當年地方政治的一場惡鬥（縣市分家），分別被拍賣出售，孔廟變成百貨公司，圖書館成為保險公司。如今新竹最具文化意義的教育家地故居，又要跟隨其後塵，真是荒謬呀！
新竹地區最重要的畫家（也是培養諾貝爾獎得主的教育家）李澤藩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創作，就是孔廟、東門城與公會堂（今社教館）附近的回憶之作，從小就住在當地的老畫家，晚年以童年記憶控訴現代官僚的魯莽，值得我們重新省思。新竹科學園區的榮光，竟然容不下一座一代教育家的故居，「新竹文化科學城」的口號，誰相信！（2000/8/2）
追尋在地之聲：第三工作室 /陳板
追尋在地之聲：第三工作室
陳板 2000. 4/19
首先，要從解嚴談起。1986年的政治解嚴，不但解開了政治思索的迷思，也讓台灣的談論空間解嚴。對許多議題而言，1986年的解嚴和1999年的大地震威力有拼，都根本性地翻轉了社會價值的判準。解嚴讓許多潛藏著的問題浮現出來，催促我們上路，鼓舞我們發出聲音，挖掘潛在底層的在地之聲。我們成立工作室，其實是始料所未及的，和現在許多為了特定工作目標而設立的文史工作室有極為不同的「緣起」。原本只是基於一股不滿的心，不滿社會的這個那個，提筆寫一寫、投稿、批評、抒發己見，至於到底能發揮什麼作用，並沒有太多的設想。
經過很短的時間我們就發現，原來有太多的問題被壓抑在社會的底層，而且也有太多的可能性被壓抑在輿論的底層。於是也就興起了追尋的心，嘗試找尋埋藏在台灣政治、社會面紗之下的本土價值、在地真實。
然而，剛開始的社會解嚴現象，多半集中在政治性的議題，我們雖然也相當關心，然而，另外一股對我們而言更為逼近的吸引力——文化，卻不斷的鼓舞著我們的介入、投身。不過文化的力量在政治掛帥（媒體主流）、經濟掛帥（社會價值的主流）的處境下，顯得十分邊緣，因此我們的工作方式也很難獲得一般人的了解。我們的工作在模模糊糊的情況下開始了，沒有宣言、沒有確切目標、沒有開幕式、沒有記者會。我們遊走邊緣，發聲、連結，希望找到另外一種選擇，切近台灣的另一個面向。
第三工作室簡介
第三，是另類思考或工作方式的意思，也有探究第三世界（台灣的處境）的意味，在我們而言是一種期許。在如今本土意識逐漸定於一尊之際，我們期許自己能夠保持著思索的狀態，拒絕淪入教條行列。
第三工作室，成立於1989年，原本即是流轉於底層的邊緣戰鬥團體，一度以文化批判作為自我存在的期許，企圖透過各種可能的社會動員，倡導底層文化的再發現，尋找台灣文化的新生力。然而，成立之初一直沒有恰當的著力點，也就根本沒有生存的空間，工作成員只能勒緊腰帶另尋生路，然而勒久了也都撐不下去。幸好，在餓死之前新時代的曙光就隱然若現了。
成立第三工作室與目前的文史工作室，方向並不完全相同，當時完全沒有想過社會有一天會需要文史工作者，不但還沒有社區總體營造，更沒有可以申請工作經費的地方，我們所想的只是一個抽象的改造社會的理念，和實踐的機會。
從事社區營造工作，只能算是順應社會需求。「思索」才是我們主要的「業務」，面對國家機器從地方的角度思索，面對主流的反對運動從邊緣思索，面對人云亦云從個人的獨立角度思索。
陳板 2000. 4/19
首先，要從解嚴談起。1986年的政治解嚴，不但解開了政治思索的迷思，也讓台灣的談論空間解嚴。對許多議題而言，1986年的解嚴和1999年的大地震威力有拼，都根本性地翻轉了社會價值的判準。解嚴讓許多潛藏著的問題浮現出來，催促我們上路，鼓舞我們發出聲音，挖掘潛在底層的在地之聲。我們成立工作室，其實是始料所未及的，和現在許多為了特定工作目標而設立的文史工作室有極為不同的「緣起」。原本只是基於一股不滿的心，不滿社會的這個那個，提筆寫一寫、投稿、批評、抒發己見，至於到底能發揮什麼作用，並沒有太多的設想。
經過很短的時間我們就發現，原來有太多的問題被壓抑在社會的底層，而且也有太多的可能性被壓抑在輿論的底層。於是也就興起了追尋的心，嘗試找尋埋藏在台灣政治、社會面紗之下的本土價值、在地真實。
然而，剛開始的社會解嚴現象，多半集中在政治性的議題，我們雖然也相當關心，然而，另外一股對我們而言更為逼近的吸引力——文化，卻不斷的鼓舞著我們的介入、投身。不過文化的力量在政治掛帥（媒體主流）、經濟掛帥（社會價值的主流）的處境下，顯得十分邊緣，因此我們的工作方式也很難獲得一般人的了解。我們的工作在模模糊糊的情況下開始了，沒有宣言、沒有確切目標、沒有開幕式、沒有記者會。我們遊走邊緣，發聲、連結，希望找到另外一種選擇，切近台灣的另一個面向。
第三工作室簡介
第三，是另類思考或工作方式的意思，也有探究第三世界（台灣的處境）的意味，在我們而言是一種期許。在如今本土意識逐漸定於一尊之際，我們期許自己能夠保持著思索的狀態，拒絕淪入教條行列。
第三工作室，成立於1989年，原本即是流轉於底層的邊緣戰鬥團體，一度以文化批判作為自我存在的期許，企圖透過各種可能的社會動員，倡導底層文化的再發現，尋找台灣文化的新生力。然而，成立之初一直沒有恰當的著力點，也就根本沒有生存的空間，工作成員只能勒緊腰帶另尋生路，然而勒久了也都撐不下去。幸好，在餓死之前新時代的曙光就隱然若現了。
成立第三工作室與目前的文史工作室，方向並不完全相同，當時完全沒有想過社會有一天會需要文史工作者，不但還沒有社區總體營造，更沒有可以申請工作經費的地方，我們所想的只是一個抽象的改造社會的理念，和實踐的機會。
從事社區營造工作，只能算是順應社會需求。「思索」才是我們主要的「業務」，面對國家機器從地方的角度思索，面對主流的反對運動從邊緣思索，面對人云亦云從個人的獨立角度思索。
能鋸樹枝很幸福 /陳板
能鋸樹枝很幸福
陳板 2000. 4/1
早上，吃完晚了一點的早餐，我把眼睛習慣性地看到窗外，媽看到我的眼神，順勢就告訴我，後院屋頂的筧仔似乎堵住了，一下雨就逼哩玻囉響，問我可不可以上去看看。她又說這樣的小事要找工人很難，上回她自己也想上去，可是終於因為年紀、腰痛和體重的多重原因而放棄了，不過她還是有所發揮，把圍牆旁邊的擋住爬上屋頂的榕樹樹枝鋸掉幾截，讓我能夠很輕易的就跳上屋頂。
後院的屋頂是加蓋的鍍鋅鋼板，屋頂的排水天溝被媽稱為「筧仔」，我聽起來覺得很有趣，筧仔是農家人灌溉用的過水橋，媽把鍍鋅鋼板這樣的當時產物套上農業時代的措詞，一方面添加了語言的趣味，一方面也延長了傳統語言的生命。我也是抱著看看現代筧仔的心情爬上屋頂的，結果屋頂的天溝完全被蓋住了，看不出有半點水筧仔的感覺。我猜施工者大概以為留下一個小縫隙既能擋住樹葉又能夠讓雨水流入，沒想到屋頂上的小灰塵加上掉落在屋頂的樹葉在腐敗之後又成為新灰塵，新舊灰塵全都隨著雨水灌進遮蓋住的天溝中，終於塞滿了天溝、淤積了排水管。我用樹枝清除基在屋頂上的殘枝敗葉，卻一點也無法清除在鍍鋅天溝中的泥土，我突然覺得自己在屋頂上也只是聊備一格，做做樣子而已。
媽似乎看穿我的心意，另外交代一個工作給我，要我不枉爬上屋頂一遭。她問我是否可以順便將長到屋頂的樹枝鋸掉一些，我試著鋸著可以觸及的酸仔樹（芒果），然而，還有一大部分長得更高更大的樹枒毫無顧忌的伸展著，既遮蓋著後院的小小的天空，又把大量的樹葉隨風傾倒到屋頂上，我鋸著鋸著竟鋸上了癮，於是直接爬上酸仔樹，很正式的鋸著樹枝，我一方面把方向錯誤的樹枝鋸掉，一方面也充當園藝師修剪著樹型。
我在上邊鋸，媽在樹下和我聊天，也算是一種親子活動了。「清筧仔這樣的小事叫人來，人都不來，我只好自己來，可是我還是不敢爬上屋頂，只能站在圓凳上鋸鋸樹枝！」含蓄的媽似乎用這樣的語言讚許著我。我的南奔北跑的工作讓我留在家裡像撿到的，一有機會媽都會緊抓機會和我說話，我則從媽的談話裡瞭解到親戚的動向、社區的概況，她是我的最佳社區記者。
我站到鍍鋅鋼板屋頂上，媽就說著「小心」，當我站到半透明的玻璃纖維板上時，她加緊腔調說「要小心」。爬上我在屋頂上，倒不斷地想起小時候再坪林鄉下爬芭樂樹的印象，有一次我從芭樂樹上掉到爛泥巴裡，渾身都滾在爛泥裡，正在圳溝洗衫的媽立刻就把用力哭叫的我救起來。那時大概還沒上幼稚園吧，現在我已四十了，媽叮嚀我的口吻似乎沒多大進步。最後，當我已仍舊矯捷的身體爬上酸仔樹時，她更加緊張了。
「五金行賴茍的妹子（女兒）曾告訴我，她一直很不甘心爸爸較疼兒子，直到有一天他的兄弟全爬上屋頂去整修，自己卻只能站在地面乾著急時，才知道爸爸也是有道理的！」媽再次婉轉的讚美我的勇敢！從樹下看樹上，和從樹上往下看，各有價值。
從酸仔樹下來，我已經手酸腰痛了，終究，年齡是不會騙人的。雖然這樣，童年的鄉野爬樹經驗似乎仍舊充滿了我的興奮細胞。在樹上除了想到自己的童年，也想到仍在童年的女兒小ㄈ，她會我喜歡樹、加上學校也鼓勵喜愛樹，成為一個喜歡爬樹的小女生，真希望她下次回家時來爬爬這棵酸仔樹。
清理鋸下來的殘枝時，媽又說，她上回鋸榕樹時，曾很不好意思的請清潔隊員幫忙清理，結果清潔隊員竟然很羨慕媽媽，「能鋸樹枝真是幸福，我家連院子都沒有，不要說樹枝了！」
這棵酸仔樹是小弟隨手種下的，如今已經高過三層樓了。可惜每次開花總會遇上風雨，都結不成果，大概，酸仔（芒果）終究是南方的果樹，北部的後院是無緣收成的罷。有時家人也會商量想鋸掉它重新種棵會結果子的果樹，結果都考慮到小弟的不捨而作罷，終於愈長愈大、愈長愈高，成為後院最顯著的大樹了。
有樹就有鳥，樹大了鳥就多了。曾經從台北來新竹工作的阿土，那一小段時間就住在我們家的三樓後間，每天早上就是被這群小鳥吵醒的吧，相信生長在都市的人，都能在我們家後院感受到一股小小的自然野趣吧。能在自己的後院看到長過三層樓高的樹木，其實是蠻幸福的！除了酸仔樹與榕樹，後院還有好多種樹。樟樹外甥女小米出生時種下的紀念樹，家人稱之為妹妹樹，本來有兩棵，另一棵種在盆子裡，已經枯死了，妹妹樹則長高到兩層半了，小米才小學一年級呢。
枇杷夾在樟樹與酸仔樹之間，生長狀態還算好，三棵樹的葉冠已經連成一氣，只能從樹葉的色澤區分你我。榕樹較矮一點，卻是20多年前從關西搬出來的紀念品，大概也是當年二叔（我們稱爸爸為二叔）種盆栽唯一的殘留吧，雖然有許多人說「屋前屋後一頭榕，一生人都有好窮」，但是我們兄弟姊妹都捨不得這棵紀念樹，原來的盆栽榕樹搬出來沒多久就把自己的根伸出盆外，變成了紮根在六家土地裡的真實樹木了，久而久之，小樹變大樹，終於恢復了它的自然面貌了。媽媽修剪的部分，是因為擔心隔壁鄰居講話，「伸展到隔壁的枝枒，是不是會影響到人家呢？」這是媽的鄰里相處之道。
學森林與園藝的大妹把山上帶回來的扁柏以及愛玉，也栽種在後院一角，沒多久就又成了一個小小生態體系，尤其愛玉，已經把隔壁的原本灰色水泥牆面爬成一片令人驚艷的綠色畫面了。此外，含笑話、美國花生等原本的盆栽都一一變成落土植物，替後院添增不少多元的綠色豐富質感。過去曾在樟樹所在位置的芭樂樹，因為生病死掉，但後院外的稻田因為主人的休耕決定，由水稻田改成芭樂園，使得我們家後院的枯死了的芭樂之靈魂，有了延續的機會。（2000/4/1）
陳板 2000. 4/1
早上，吃完晚了一點的早餐，我把眼睛習慣性地看到窗外，媽看到我的眼神，順勢就告訴我，後院屋頂的筧仔似乎堵住了，一下雨就逼哩玻囉響，問我可不可以上去看看。她又說這樣的小事要找工人很難，上回她自己也想上去，可是終於因為年紀、腰痛和體重的多重原因而放棄了，不過她還是有所發揮，把圍牆旁邊的擋住爬上屋頂的榕樹樹枝鋸掉幾截，讓我能夠很輕易的就跳上屋頂。
後院的屋頂是加蓋的鍍鋅鋼板，屋頂的排水天溝被媽稱為「筧仔」，我聽起來覺得很有趣，筧仔是農家人灌溉用的過水橋，媽把鍍鋅鋼板這樣的當時產物套上農業時代的措詞，一方面添加了語言的趣味，一方面也延長了傳統語言的生命。我也是抱著看看現代筧仔的心情爬上屋頂的，結果屋頂的天溝完全被蓋住了，看不出有半點水筧仔的感覺。我猜施工者大概以為留下一個小縫隙既能擋住樹葉又能夠讓雨水流入，沒想到屋頂上的小灰塵加上掉落在屋頂的樹葉在腐敗之後又成為新灰塵，新舊灰塵全都隨著雨水灌進遮蓋住的天溝中，終於塞滿了天溝、淤積了排水管。我用樹枝清除基在屋頂上的殘枝敗葉，卻一點也無法清除在鍍鋅天溝中的泥土，我突然覺得自己在屋頂上也只是聊備一格，做做樣子而已。
媽似乎看穿我的心意，另外交代一個工作給我，要我不枉爬上屋頂一遭。她問我是否可以順便將長到屋頂的樹枝鋸掉一些，我試著鋸著可以觸及的酸仔樹（芒果），然而，還有一大部分長得更高更大的樹枒毫無顧忌的伸展著，既遮蓋著後院的小小的天空，又把大量的樹葉隨風傾倒到屋頂上，我鋸著鋸著竟鋸上了癮，於是直接爬上酸仔樹，很正式的鋸著樹枝，我一方面把方向錯誤的樹枝鋸掉，一方面也充當園藝師修剪著樹型。
我在上邊鋸，媽在樹下和我聊天，也算是一種親子活動了。「清筧仔這樣的小事叫人來，人都不來，我只好自己來，可是我還是不敢爬上屋頂，只能站在圓凳上鋸鋸樹枝！」含蓄的媽似乎用這樣的語言讚許著我。我的南奔北跑的工作讓我留在家裡像撿到的，一有機會媽都會緊抓機會和我說話，我則從媽的談話裡瞭解到親戚的動向、社區的概況，她是我的最佳社區記者。
我站到鍍鋅鋼板屋頂上，媽就說著「小心」，當我站到半透明的玻璃纖維板上時，她加緊腔調說「要小心」。爬上我在屋頂上，倒不斷地想起小時候再坪林鄉下爬芭樂樹的印象，有一次我從芭樂樹上掉到爛泥巴裡，渾身都滾在爛泥裡，正在圳溝洗衫的媽立刻就把用力哭叫的我救起來。那時大概還沒上幼稚園吧，現在我已四十了，媽叮嚀我的口吻似乎沒多大進步。最後，當我已仍舊矯捷的身體爬上酸仔樹時，她更加緊張了。
「五金行賴茍的妹子（女兒）曾告訴我，她一直很不甘心爸爸較疼兒子，直到有一天他的兄弟全爬上屋頂去整修，自己卻只能站在地面乾著急時，才知道爸爸也是有道理的！」媽再次婉轉的讚美我的勇敢！從樹下看樹上，和從樹上往下看，各有價值。
從酸仔樹下來，我已經手酸腰痛了，終究，年齡是不會騙人的。雖然這樣，童年的鄉野爬樹經驗似乎仍舊充滿了我的興奮細胞。在樹上除了想到自己的童年，也想到仍在童年的女兒小ㄈ，她會我喜歡樹、加上學校也鼓勵喜愛樹，成為一個喜歡爬樹的小女生，真希望她下次回家時來爬爬這棵酸仔樹。
清理鋸下來的殘枝時，媽又說，她上回鋸榕樹時，曾很不好意思的請清潔隊員幫忙清理，結果清潔隊員竟然很羨慕媽媽，「能鋸樹枝真是幸福，我家連院子都沒有，不要說樹枝了！」
這棵酸仔樹是小弟隨手種下的，如今已經高過三層樓了。可惜每次開花總會遇上風雨，都結不成果，大概，酸仔（芒果）終究是南方的果樹，北部的後院是無緣收成的罷。有時家人也會商量想鋸掉它重新種棵會結果子的果樹，結果都考慮到小弟的不捨而作罷，終於愈長愈大、愈長愈高，成為後院最顯著的大樹了。
有樹就有鳥，樹大了鳥就多了。曾經從台北來新竹工作的阿土，那一小段時間就住在我們家的三樓後間，每天早上就是被這群小鳥吵醒的吧，相信生長在都市的人，都能在我們家後院感受到一股小小的自然野趣吧。能在自己的後院看到長過三層樓高的樹木，其實是蠻幸福的！除了酸仔樹與榕樹，後院還有好多種樹。樟樹外甥女小米出生時種下的紀念樹，家人稱之為妹妹樹，本來有兩棵，另一棵種在盆子裡，已經枯死了，妹妹樹則長高到兩層半了，小米才小學一年級呢。
枇杷夾在樟樹與酸仔樹之間，生長狀態還算好，三棵樹的葉冠已經連成一氣，只能從樹葉的色澤區分你我。榕樹較矮一點，卻是20多年前從關西搬出來的紀念品，大概也是當年二叔（我們稱爸爸為二叔）種盆栽唯一的殘留吧，雖然有許多人說「屋前屋後一頭榕，一生人都有好窮」，但是我們兄弟姊妹都捨不得這棵紀念樹，原來的盆栽榕樹搬出來沒多久就把自己的根伸出盆外，變成了紮根在六家土地裡的真實樹木了，久而久之，小樹變大樹，終於恢復了它的自然面貌了。媽媽修剪的部分，是因為擔心隔壁鄰居講話，「伸展到隔壁的枝枒，是不是會影響到人家呢？」這是媽的鄰里相處之道。
學森林與園藝的大妹把山上帶回來的扁柏以及愛玉，也栽種在後院一角，沒多久就又成了一個小小生態體系，尤其愛玉，已經把隔壁的原本灰色水泥牆面爬成一片令人驚艷的綠色畫面了。此外，含笑話、美國花生等原本的盆栽都一一變成落土植物，替後院添增不少多元的綠色豐富質感。過去曾在樟樹所在位置的芭樂樹，因為生病死掉，但後院外的稻田因為主人的休耕決定，由水稻田改成芭樂園，使得我們家後院的枯死了的芭樂之靈魂，有了延續的機會。（2000/4/1）
紀錄片是中國社會改革的起步 / 陳板
紀錄片是中國社會改革的起步
一九九八年大陸紀錄片訪查報告
陳板 1998 .6/15
紀錄片是中國社會改革的起步 之一
緣起
接觸影視記錄完全是因為我的客家研究經驗。將近九年前，從未謀面的彭啟原先生打來一通電話，表示想要我協助拍攝公共電視節目《客家風情畫》中的「客家建築」單元，讓我有機會進入影視的思考領域。此後，彭啟原先生和我不但成為長期合作的最佳工作伙伴，還共同走向社區影視與社區營造的道路。
我們在拍攝過公共電視《客家風情畫》（39集）、《客家風土志》（10集）之後，接受文建會的委託拍攝客家文化方面的節目，基於台灣客家研究資料的欠缺與我們以往累積的田野訪查記錄經驗，工作小組決定採取紀錄片的方式採集台灣客家人的種種生活面向，經過文建會邀請的相關學者專家的討論，同意我們以水為主軸切入客家村落， 經過一年多的田野訪查與拍攝，終於推出一季十三集的《客家庄》。
正因為這個經驗，讓我有機會參與文建會主辦的「文化紀錄片大陸地區訪問團」。
基本觀點
事實上，參與這個訪問團之前，我從未認真思索過其他國家的紀錄片製作，更甭說有關中國的紀錄片製作方式了。原因很多，資料匱乏當是主因，甚至當我想作行前準備功課，竟也找不到任何相關訊息。 唯一的一點中國紀錄片訊息是來自多面向工作室李道明老師的口頭報告。他曾於去年接觸過中國的紀錄片工作者，據說最近中國十分流行紀錄片，甚至其收視率比連續劇還高，此外，他還表示中國台灣兩地對於紀錄片的定義不盡相同，例如曾經十分轟動的《河殤》，他們稱為「專題片」，而且這類影片也漸漸沒有觀眾了。
從李老師的簡短報告中，我開始形成了關於中國紀錄片的想像：一群三十出頭的年輕紀錄片工作者獲得中國中央電視台的充分授權，拍出一系列高收視率的電視記錄片；中國記錄片的定義如何；兩岸的差異；國際通用的定義：和Discovery的差別？種種的問題都令人感到好奇。以前從未思索過相關的議題，大陸行提供一次思索的機會。
我正是懷著這樣的念頭踏上中國的。文建會除了安排會見當地紀錄片工作者之外，還特地將焦點鎖定在少數民族的紀錄片拍攝上。這個安排也和文建會近年來所主辦的電視紀錄片有關，訪問團正是準備多面向工作室拍攝的《尋根探源話南島》以及懷寧傳播公司拍攝的《客家庄》兩套作品前往中國進行交流。
對我而言，紀錄片是從事台灣本土文化運動的媒體，也是近年來切入社區營造的工作方式，因此，我也把觀察角度鎖定在此：
一、就一個地方文史工作者與社區工作者的角度觀看。
二、就兩岸紀錄片相互觀摩與學習的角度觀看（不同的政治體制下各有優劣）。
三、紀錄片的社會意義。
紀錄片是中國社會改革的起步 之二
刊登說明
了解對岸 是讓兩岸關係更進一步的方式
這篇未刊稿 主要的目的在於探訪中國的紀錄片現況
其中 我們看到來自中國社會的改革力量
主要來自內在的批判力
如果沒有內在的批判 大概很難有人能撼動中國的封建制度
而
紀錄片則是一個極為有力的內在批判力
訪問團的組成
文建會主辦、國家電影圖書館承辦、組織的「紀錄片製作人大陸訪問團」，成員共有十三人：團長陳坤一（文建會參事）、副團長兩人廖森淇（陸委會秘書處副處長）、李天（國家電影資料館副館長）、秘書長鄧豐懿（文建會第二處副處長）、秘書蔡淑瑄（文建會第二處業務承辦人）、代表八人王慰慈（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講師）、李桂芝（廣電基金會資深編審）、李道明（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片研究所副教授）、俞曉佩（正一傳播公司創意總監）、陳板（第三工作室負責人）、陳玫孜（電影資料館專員業務承辦人）、陳德旺（新聞局電影處科長）、蔣靜君（中央廣播電台記者）。
從這份名單看來，可以看到訪問團除了作紀錄片的專業交流之外，還同時兼有多重的目的，例如兩岸交流、媒體政策觀察以及電影資料館主導的「一九九八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的作品邀集等等。訪問團成員中李道明老師曾有過中國紀錄片的接觸經驗，俞曉佩先生有最豐富的大陸經驗，其餘成員多半是第一次大陸行，少數有個別的相關經驗。
訪問團在行前僅開過一次會，彼此的專業認知也少有交集，如果行前能有更充分的準備或許此行將有更豐碩的成果。
訪查對象（電視台）：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雲南電視台、麗江電視台
此行一共訪問四個電視台，中央電視台是全國性的電視製作中心，北京電視台與雲南電視台是省級的電視公司，麗江電視台是雲南省的「地區電視台」，恰巧涵蓋中國電視製作的各個層級。在紀錄片的製作上每個電視台都有自己的特色，也都各有侷限。
（一）中國中央電視台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從桃園機場起飛，香港轉機到北京機場，由中國中央電視台的高級記者朱景和教授（同時也是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的「黨組成員」）接機直奔中央電視台。聽了研究室王主任十分官樣的電視台簡介（有一份英文版的簡介）之後，由專人帶領參觀電視台的製作中心，由於電視公司的設備不是我們此行的目的，我們只拍了他們幾個工作控制室的照片就離開，最後大夥在電視台門口拍照留念，結束中國訪問的第一站。
到今年為止，中央電視台已成立四十年（1958成立），王主任認為電視台是一個輿論單位，有其社會職責。目前一共有九套節目（九個頻道），向全世界播放。一九九四年之後有一個很大的進展，主要就是「東方時空」的開播，如今成為中央領導十分關注的「必看欄目」。一九九七年底開始，施行播出與製作分離的制度，鼓勵民間的自製節目。關於紀錄片製作方面，在社會教育節目中心有一個「紀錄片室」。
隔天（五月二十八日），在北京醫科大學正式與「東方時空」的紀錄片工作者碰面。擺脫了官方的架子，我們一行人才真正進入了文化紀錄片的交流情境。
討論會由朱景和教授與中央電視台（新聞評論部）東方時空製片人陳主持，一起參與的還有十幾位紀錄片工作者，朱教授表示這些都是中國目前最優秀的電視人，而陳尤其是「火紅」的一位。
東方時空是中央電視台的「早間節目」，整個部門共有四十多個編導記者，每天推出十分鐘「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紀錄片。從一九九四年至今，已記錄了2000個故事，記錄的對象是生活中最平凡的人物，工作小組平均一週製作一集，以連續的追蹤拍攝為方法。
當天，我們一共看了兩部作品《泰福祥日記》（4集）與《姊姊》。《泰福祥日記》是記錄河北省張家口的一個企業改革的案例，拍攝者鄭永志因為自己妻子剛好為泰福祥的成員，因此得以完全掌握一個原為國營企業的「人民商場」改變成為民間「集體入股」的過程。其間有相當細膩的人性掙扎的部份，也有十分機密的商業處理手腕。東方時空工作小組認為，這正是目前中國人最關切的課題之一。
《姊姊》描寫一對雙胞胎姊弟，具體地反應了中國傳統重男輕女的家族觀念。有趣的是，原本為的是記錄警察父親的敬業精神，然而進入家庭之後，發現小孩子身上有更有趣的題材，於是將主題鎖定在「成長的煩惱」，即將完成時才決定將題目訂為《姊姊》。
陳接著說明中央電視台製作東方時空的始末。他表示「東方時空」中央電視台在1993年的改革試驗田，當時還沒設早間節目，舊體制為十分嚴格的「部門劃分」，新體制則改為「製片人制」，電視台不投入任何的資源（人力、財力），但允許40分鐘的節目有5分鐘的廣告，將廣告收入的一部份做為製作費。製作人員則由社會招聘優秀人才，陳表示，因此他才有機會結識全國最優秀的人才。
東方時空創設之時共有四個單元：
1.東方之子：濃縮人生精華，訪談有成就的華人。
2.金曲榜：MTV
3.生活空間：原為服務性節目。
4.焦點時刻：社會深度報導。
現在保留東方之子、生活空間與焦點時刻，一方面強化其新聞性，一方面以「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1993.10.8）為主軸，五年的時間完全由自己摸索。回顧當時為何有「拍攝普通人故事」的構想，陳表示，在中國當時還沒有普通人的節目，沒有對普通人本身的生活狀態、心理、感情之報導，然而，普通人的生活才能代表這個時代與社會，因此有「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構想。
最初的「基本定位」在於人文教化與人文關懷，也講述生活的道理樹立新的道德情操。開播一週年之後，「生活空間」單元轉向，發覺對每一個人的尊重與平等觀念才能體現尊重，只有平實生活的記錄才有人文教化。以往不斷講生活道理，主題愈顯雷同，原有主持人從中提煉人文教化的精神，後來發現最後的結論都一樣，眼看著節目走進死胡同，工作同仁也重新思索是否有更深的內涵或其他社會關係，以及節目存在的價值？
96年，經過重新分析研究之後，決定不再通過人文關注而教化的角度切入，改為通過人文關注而記錄歷史，為未來留下小人物記錄的歷史，既貼近生活又貼近時代。記錄歷史是透過人的行為、心理、小人物的角度。檢討目前的工作優劣，缺點是必須考慮每天的播出，在播出的前提下，難免有強烈的時間壓力，品質當然也會受影響。優點是通過不斷的播出，一方面積累了愈來愈多的量，也對整個中國社會的改革起著很大的作用。
朱教授補充兩個背景：過去都是官辦的、政府辦的，有一貫的史觀，只有高官才是新聞人物，一般人很少上電視，現在觀眾自己可能就是新聞人物，因此一下子就吸引了大量的觀眾。另外，東方時空的推出與官方的宣傳恰好相同，當時政府的口號是「文藝要貼近群眾的生活」。他分析東方時空受歡迎的原因在於趕上或創造了潮流，同時受到群眾與專家的雙重認可。甚至在創作方法上也受到重視，紀錄片中的人物比專業演員更加真實、自然的表現，吸引了表演者與電影導演的重視，據說張藝謀近來正準備拍一部全用非演員的電影。
（二）北京電視台
五月二十八日，往訪北京電視台。
北京電視台為中國最大的地方電視台，目前還同時經營近二十個相關企業，直接將商業體系引進國營事業，這也是全中國共同的趨勢。北京電視台台長親自接見，並在大廳作了簡報（有一份製作精美的簡介，有人說和台灣某個極為注重表面的文化事務主管所做的東西很像），之後播放了一段電視台的簡介，用了相當多的電腦動畫影像效果以及誇張十足的配樂，可惜幾乎看不到內容，看完之後還是搞不懂北京電視台搞的是什麼。
聽完冠冕堂皇的電視台介紹之後，換了一個小空間，由陸瑩總編輯與王惠副總編輯主持和紀錄片工作者座談，有趣多了。
首先由王惠副總編輯介紹北京電視台的紀錄片製作背景，她表示紀錄片的用意在於電視這個手段如何交到老百姓手上，讓老百姓自己直接參與到電視的製作中，正是體現這個想法的手段。讓老百姓覺得電視並不神秘，把電視更好地交到老百姓的手裡。紀錄片正是表現生活裡的豐富性，生活裡的故事太多、太豐富了，紀錄片專業者無法全盤完成這麼豐富的記錄，因此動員老百姓這支廣大的隊伍，讓老百姓自己寫自己的生活，就是北京電視台新近的紀錄片工作方向。
現場還有兩位從一百多位群眾中選出來的「業餘作者」代表，正是在這個方針下選出來的「老百姓代表」，一個拍攝蒐集周恩來圖像二十六年的四十歲工人，用以證明老百姓除了關心切身的日常生活之外也關心國家大事；另一個則記錄「沒有父母的孩子」，中國最近的拋棄女嬰的現象，她自己在一次到石林旅遊時撿到了一個被棄女嬰，接著又陸續收養了幾個被棄女嬰，於是便興起了拍攝紀錄片的念頭。
為了更加推廣紀錄片老百姓化，電視台目前正籌備一個「老百姓自己拍自己」的大比賽。
接著我們便看了幾部北京電視台的「百姓家園」：老百姓自己拍攝的故事紀錄片。
《我有一個家》是一個四十七歲的殘疾人趙康的故事，內容分為六個段落：（1）我自己，（2）我愛人，（3）我兒子，（4）我們家，（5）汽車夢，（6）綠菜花。電視台將「掌中寶」（日本松下公司贈送的小型數位攝影機），經過很簡單的教導之後，交給老百姓使用（趙康因為行動不方便，攝影者為趙康的弟弟，可惜無法在影片當中看到這個訊息），後製作則由電視台擔任技術製作，腳本則由老百姓自己編寫。
《我大爺的小鋪》是一個十九歲的小學女老師宋亞晶所做，記錄他的大爺和大娘辛苦支撐一個小雜貨攤的故事。影片是一天之內拍完的，記錄大爺的小鋪從打開店門到關門所發生的事情，間雜著拍攝者旁白大爺家人的生活概況。
《山在那裡》是兩位登山運動員的作品，王勇峰與李致新於一九九七年經過千辛萬苦終於攀上歐洲最高峰厄爾布魯士峰（5642公尺），沿途用電視台提供的松下NV-DXIEN掌中寶記錄彼此在行程中的經歷，大部份的旁白在拍攝中就錄製完成，因此剪輯出來的作品頗能一氣呵成，不輸給專業者。連電視台的專業者都表示，這樣的紀錄片只有登山運動員自己拍得出來。
負責紀錄片的袁副總接著分析過去「百姓家園」的成績，他表示有攝像機（錄影機）的人比有車的人少得多，雖然最初的目標是完全由老百姓自己完成所有的工作，然而目前仍屬過渡階段，目的在於喚起老百姓，因此實際上只能做到由老百姓自己拍攝電視台的專業者擔任後製作的工作。
北京台的袁副總還表示，掌中寶的使用改變了電視演播史的慣例，老百姓的拍攝定位在「本能拍攝」上，也就是將專業者的安排痕跡消除，完全以實際的生活當作拍攝的方式。此外近來越來越能接受保留「拍攝痕跡」的手法，容許拍攝者的身份暴露出來。在題材方面，「百姓家園」題材的來源都來自百姓，電視台一方面要主動地發現題材（例如從報紙上的訊息尋找），一方面也接受老百姓提案，工作人員必須十分有耐性地接聽老百姓打進來的每一通電話，慢慢過濾其中的可用題材。
近來，為了收視的效果，原來曾使用的中間加入主持人解說的手法取消，改在節目的前頭加了大約三分鐘的「作者小序」，用以說明拍攝的過程與方法。素材與成品的比例約為八小時比二十分鐘。播出的時間為每週一次，週日晚上播出，近來要「搞展播」，每天播出一集，未來還要「搞大賽」，將參加辦法公開在《電視報》上，目的在於擴大參與的範圍。
王慰慈老師稱讚幾部片子都能忘掉攝影機，讓攝影機變成生活的一部份，因此能拍出相當貼近百姓生活的紀錄片。
李道明老師表示，三個作品都反映出了媒體的特性。
日本人發明小型攝影機時就已經預想百姓的使用，「百姓家園」的節目也算是符合當初小型攝影機設計時的構想，這種「回歸百姓」的作法，也就是讓業餘者使用的手法，世界各大電視台都不敢用，以業餘者製作的紀錄片連日本也只有幾個電視台有播放，因此，「百姓家園」在世界電視製播史上算是先進的。
台灣在一九八六年之後，也有業餘者拍攝自己看到的新聞；此外，還有不少第三世界國家也有業餘製作的紀錄片，如南韓的工運紀錄片、菲律賓的民運紀錄片以及中南美洲等地區的巴西有教印地安人使用攝影機拍攝自己的記錄電影。由此看來「百姓家園」也能歸類在這種社區電影運動之中，正也顯現了其在世界電影史上的進步性。
最後，拍攝「周恩來相片蒐集工人」的「老百姓代表」也自我介紹自己的記錄經驗，他自己搞攝影已經十幾年了，北京電視台的「百姓家園」讓他能從觀眾的角度切入拍攝對象，比起只從專業攝影的角度切入令人看了舒服。這個安排實現了觀眾作一個電視人的夢想，以前的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是個高不可攀的單位，一般人連門都進不了!
紀錄片是中國社會改革的起步 之三
（三）雲南電視台
六月一日，國際兒童節，訪問團一早離開北京飛往雲南昆明，下午到雲南電視台拜訪。雲南電視台和北京電視台同屬一個層級，然而，雲南所處的邊緣地理位置，讓他必須發展有別於位居中央位置的北京台的方向，整體而言，雲南台以少數民族與旅遊作為主要的方向。
先由孫恆恬副總編輯簡介雲南電視台，雲南電視台於一九六九年成立，因為鄧小平開放改革的政策而有新的發展，一九八八年建新大樓，目前有六百個正式員工及一百個臨時人員，電視台共有雲南電視台與四年前成立的雲南經濟電視台（對外統稱雲南電視台）。
台長曲貴年（曾於一九九五年組織雲南廣電代表團到台灣訪問十六天，由華視接待，訪問了華視、台視與中視），簡介雲南電視台。
雲南電視台是中國三十一個省級電視台之一，目前有兩個頻道，衛星電視每天播出二十二小時，經濟台每天十六小時。曲台長自認為新聞類節目的時效性沒台灣快。
有一個「紀錄片創作室」，成立於今年（1998），才兩個多月，工作人員在電視台裡招聘。成立紀錄片創作室的主要原因是前幾年紀錄片（原為海外部的工作）的產量與質量皆有困難，可惜找不到贊助商，經費全由電視台撥給。在美國有交換節目，連續一個月每天一小時。「中國紀錄片」每集三十分鐘，每週六或日上午播出。
接著看雲南台拍攝的紀錄片：第一部是傣族攝影師拍的《野生動物集錦》（第一集，共有兩集），部份為膠片所拍攝，介紹一系列雲南的野生動物。搞不清楚為什麼電視台安排這樣的節目給一個「文化紀錄片訪問團」看？
第二部為《雲之南》（90年代作品，不是英國人所拍的雲之南），是一部介紹雲南豐富的人文與自然資產的報導片。第三部放了一個與中央電視台合拍的晚會節目，電視台人員表示裡頭有插播少數民族的紀錄片段，然而，等了半天還是誇張的舞臺晚會節目，大家紛紛跑去上廁所，結果終於被誠實的俞導演終止了播放，讓大家鬆了一口氣。
接下來播放《南方絲綢之路》，這是和四川電視台合作的文化報導片（本系列雲南台拍十九集，四川台拍十三集），看了一些風光介紹，旁白依舊官樣十足，不太動人。
原以為會一路壞下去，到雲南台拜訪又是一個官方行程，沒想到最後兩部終於出現令人眼睛一亮的片子。
《阿細跳月》是「中國紀錄片」系列的一支，是電視台國際部的編導徐志偉98年編成的作品。內容記錄雲南彌勒縣西山彝族支系阿細人，正月二十八日祭火祭龍的儀式。除了節目末尾有一點說教之外，整體已經接近我們期許的紀錄片形式。
最後一部為「中國紀錄片」系列的《撒尼人家》，魏星編導，九七年製作。記錄一個彝族中年人李晉，面對家鄉由傳統農業進入旅遊產業的社會變遷處境，年輕一代逐漸從農村跑到附近的石林風景區從事一點旅遊小生意，老一輩仍然堅持傳統農耕業，同時農村又接二連三面臨土地重新分配的新體制，居民反對新的分地制度，卻又不得不接受村委會的決定。新體制規定每人分二分地，同時嫁出去的不能分，因此，李家人比前一次分地足足少了一半。一九九七年五月插秧季到了，李家的年輕人寧願到石林做生意不願下田幹活，主人李晉只好請十個小工幫忙，每個小工一天二十五元加上飯錢一天要花四百元，最後，三女兒與媳婦過意不去也跟著下田。北大村鄉政府每週二、五是趕集日，在春耕後的第一次集市，李晉背著孫子上市集，逛了半天連隻雞都買不下手，背上背的小孫子要電子遊戲機，立刻就付錢了。家裡的年輕姑嫂也上市集，但買的卻是時興的花衣服。
一九九七年七月石林下雨，氣候反常，雨水比往年多，一個星期連續下雨，田裡草長長了，李晉的長子下田除草拔稗。同時，七月的彝族火把節也來臨了，傳統的鬥牛比賽李晉擔任鬥牛裁判，然而，年輕人對傳統的火把節沒興趣，只關心自己的「旅遊事業」，只有大兒子想參加火把節，但卻必須上山放羊。
很精彩的一部紀錄片，充分反映了中國近年來發展旅遊業造成農村結構轉變的社會變貌。鏡頭十分帶感情卻不煽情，大家都很喜歡。看到這裡終於感受到文化紀錄片的交流功能了。
（四）麗江電視台
六月三日早上訪問麗江電視台，台裡面從台長王華、副台長蔣松、記者陳鷹、納西族畫家周孚定等人全都參與了討論會。
麗江是少數民族地區，主要民族為納西族與彝族。地方的特點有兩個：一為交融性，道教、藏傳佛教、東巴文化與中原佛教交融於此。古城的建築形式也結合了北京的小四合院、白族土著民族的木結構特點。二為多元性，在婚姻制度上既有共夫制，也有共妻制，有阿夏走婚也有雙向對偶。
麗江電視台從事紀錄片有六年時間，但從未與外界打交道，因為自認為官方不感興趣。目前已拍攝了7000多分鐘的素材量。主要製成台播片，當地的電視收視方式主要為有線的旅遊頻道（當地純文化性的旅遊景觀、自然景觀）。
四年來製成五十二集《納西探秘》（長度有20分也有30分），因為是從純文化角度切入，所以是非主流的意識形態，不再考慮中央電視台的重視，但想推到海外，這次和我們相逢算是第一次接觸。電視台的使命感在於想到祖先留下來的豐富遺產要繼續承繼下去。因此便在完成基本宣傳任務之下，自籌經費拍攝一系列以往沒被注意到的課題，如沒被民族識別出來的民族、獨特的生產方式、獨特的外來宗教與本土宗教之交融過程等。旅遊頻道的設計是中國第一家，前無先例只好自己摸索。
《麗江古城》為音樂片，以美麗養眼的麗江風光配上音樂，吸引旅遊人關注這個被聯合國列入「世界重要遺產」的古城。
《納西探秘》是一部大型的電視系列片，「最後的女兒國」（共四集）記錄瀘沽湖畔的阿夏走婚故事，阿夏婚是一個獨特的婚姻形式（男部婚女不嫁）。因此這個紀錄片也有以奇風異俗吸引遊人的套術。「永勝他留人」（共三集），他留人為古中原軍隊駐防雲南遺留下來的人群，其生產方式為自給自足的農耕，用漢文字。歷史他留古堡有豐富的歷史，每到農曆六月二十四日就要舂「粑粑」，稱為「他留粑粑節」，目的在於集體的祭祖。他留祖先為明朝的屯邊移民，為了紀念祖先的軍事防衛經驗，至今仍然以團體集訓的操練方式過粑粑節。據說明朝政府調來三百六十祖先，如今的他留人都是當時三百六十戶的後代，為了懷念祖先才發展出這樣的群體形式。
「舞之地」為記錄納西族最小的老東巴和文貞帶領村民重現東巴舞的過程。麗江電視台工作成員在發現了和文貞能跳四十五套的東巴舞之後便開始記錄他，也記錄位於麗江南邊的小農村「五台」，村長和世武如何動員村民參與東巴舞復振的過程。
整個工作團隊對於紀錄片的工作非常用心，後來聽記者陳鷹透露，麗江台所做的一個節目剛剛獲得全中國第一獎。訪談過程麗江台的工作者非常注意我們所題的意見，也很注意看我們看節目的感受。
紀錄片是中國社會改革的起步 之四
訪查對象（研究單位）：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影視人類學研究室、雲南大學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一）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影視人類學研究室五月二十九日早上，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影視人類學研究室。社科院出席成員有史金波（副所長）、任一飛（科研處處長）、張江華（影視人類學研究室主任）、陳景源（影視人類學研究室副主任）、龐濤（影視人類學研究室編輯/攝像）。史金波副所長首先介紹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該所成立於一九五八年，主要研究少數民族問題。其中包含研究馬克斯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民族關係、民族法制；以及研究各民族的社會、歷史、經濟、文化、語言、文字和國外民族問題。影視人類學研究室，成立的目的在於以影視的手段科學地記錄人類學。民族研究所因為成立得早，成果也多。五十年代（1956-60）開始做民族調查研究，當時作了八到十六個民族。由中央民委組織調查人員，最多時達一千多人，分布於全國各地全面實施，結果出版了五套叢書：「中國少數民族」、「各少數民族簡史」、「報告叢書」、「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少數民族自治地方概況」等。一九五六年籌備少數民族歷史調查，五七年搶救少數民族遺產。五十年初，進行民族識別調查；六十年代上旬，花工夫完成調查、整理的工作，初編白皮書；七十年代後，由北京大學與民族大學繼續民族調查；一九九二年重新進行少數民族調查，一方面記錄其現況，一方面觀察其發展趨勢，目前十五個代表民族已完成十四個，有拍攝影片和錄像帶，其中以錄像帶為多。
張江華主任介紹影視人類學，他表示影視人類學是新興科學，成立於一九九五年四月。近年來雖然社科院的編制大力壓縮，然而影視人類學卻由一個組變成研究室，說明了國家的重視程度。一九五七年開始的社會大調查，全國民大老專家提出，「除文字之外要有圖像記錄」，因此得由文化部出錢於一九五八年成立了民族研究所。當時由研究人員提出某個民族的拍攝題綱，只知要用記實的方法拍攝，卻對影視人類學一無所知，於是便組織了中央、北京、新疆電影製片廠的編劇導演與北京科學教育人員「一起下去」，一共拍攝了十七個民族，共二十一部35mm的電影。當時雖然說是用記實的方法拍攝，然而電影製片廠的導演們腦海裡卻裝滿了故事片的框框，因此現在看來裡頭充滿了「編導痕跡」，但從檔案記錄的角度看來，這批資料仍然非常珍貴。文革之後，影視人類學重新受到重視，可是文化部卻沒有補助經費，近四年來在欠器材、缺人員、少經費的情況下也已拍了六十集的片子（其中含哈撒克系列）。社科院裡有電腦編輯等基本配備，也有BATACAM的數字攝像機（數位攝影機）。一九九五年參與德國哥廷根科學研究所所辦的「影視人類學國際研討會」（五、六十人參加的會議），展出早期少數民族影片，很獲得激賞，最後哥廷根科學研究所將影片後端講述政治解放的部份拿掉，重新出版了國際發行版。此外，也和日本大阪民族學博物館及東京電影公司有交流。一九九七年夏天曾訪問台灣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一九九六年第一次與國外（法國科學研究中心）合作拍攝記錄影片，在巴黎影視節中展出，並獲得提名獎。過去只注重人類學的科學性與學術性，「可視性」（可看性）不太夠，今後的理想是要讓更多人喜歡看，希望能提高可視性。陳坤一團長接著簡介「文化紀錄片訪問團的成員」，表明此行目的在於以紀錄片為主題，瞭解大陸少數民族的影視記錄現況，也希望接觸相關機構增進彼此的交流。李道明報告台灣影視人類學的情況，一九八四年胡台麗博士從美國回台灣，以8mm自力拍攝第一部少數民族紀錄片，在此之前很少有人用8mm影片拍攝紀錄片。在相關人類學影視資料方面，日本人也已累積了若干資料，如一八九六年鳥居龍藏以35mm影片拍攝過台灣原住民，現藏於台大人類學系；台灣省立博物館也有不少尚未公開的原住民影視記錄，不過，嚴格說來這些都不算是影視人類學的紀錄片。在中研院方面，因為胡台麗博士的引進，開始製作一系列的人類學電影，如記錄排灣族祖靈祭的《神祖之靈歸來：排灣族的五年祭》、賽夏族《矮人祭之歌》及雅美族《蘭嶼觀點》等。廣電基金會支持製作一系列台灣少數民族的電視紀錄片。文建會製作《尋根探源話南島》（多面向藝術工作室李道明拍攝，台灣原住民紀錄片）、《客家庄》（懷寧傳播公司拍攝）。多面向藝術工作室製作的《排灣人撒古流》，是從個人觀點看原住民的文化復振。
客家文化在台灣也屬少數民族，注意到這個族群的單位有文建會、廣電基金與公共電視，他們都有計畫地支持客家文化紀錄片的拍攝工作。另外，位於台中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與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有拍攝九族原住民的文化紀錄片。討論會之後，看了幾段社科院所藏與所做的影視紀錄片。《佧佤族》（現稱佤族），是一九五七年所拍的老片子，影片中的確充滿了「編導痕跡」，有十分露骨的共產思想的詮釋語言，有十分外來的民族介紹，配樂與旁白與現場幾乎是脫離的。唯一的價值是它的影像保留了當時的實況。另一部影片是由社科院影視人類學研究室龐濤所拍攝，記錄一個三十多歲的藏族法師參與祭典的過程。這部片子是因為前一年與法國的季可梅（音譯，六十歲）合作之後，於第二年又回到田野現場的後續記錄。顯然影片很有意地記錄更有深度的少數民族祭典，也很注意現場的環境聲音，似乎是在和早年的編導式紀錄片對話。最後一部片子則是法國人季可梅以Sony 1000 DV和S8機器所拍的，也就是參加巴黎人類學影視展覽的片子。雖然是小機器，還算有不錯的效果（除了對比太過強烈的部份）。
紀錄片是中國社會改革的起步 之五
（二）雲南大學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六月二日上午拜訪雲南大學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由林超民副校長（兼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台灣清華大學客座教授）接見，同時還有港澳台辦公室主任甘雪春副教授及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副所長范志平副教授陪同。范教授是雲南行的行程安排人，訪問團在雲南七天，范教授全程陪同，他也是一個熱愛傳統文化的知識份子。雲南大學創建於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日正式招生，原為雲南都督唐繼堯所創的私立東陸大學，一九三零年改為省立，三四年再改為省立雲南大學，三八年升為國立雲南大學。教學重點在民族學與生物學（高山物理與地球物理），原因是雲南為多民族省分，在全省4100萬人中少數民族有1355萬人，佔了34.6%（1950年佔32%），中國少數民族超過1000萬人口的省分還有廣西（以壯族為多）與貴州。少數民族的定義在於總數只有一億人而漢族卻佔了96%的比例，也就是說少數民族相對之下為少數的意思。雲南地區共有五十二個民族（依照戰後中國的定義中國連漢族在內共有五十六個民族），人口五千以上的有二十六個，雲南特有的民族共有十五個，世居（原住民）雲南的有十七個，漢、滿、蒙、回、苗為外地遷入者。少數民族中人口在百萬以上的有白族、彝族、哈尼族與傣族。林副校長特別指出，雲南能不能夠穩定發展，關鍵在於民族問題，而其核心問題就在於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以及邊疆（泰國、老撾、緬甸、越南等）問題。在人類學上，雲南五十年代還有不同的社會型態、婚姻型態（如阿注婚）、農奴制與奴隸制，同時雲南也匯聚了世界主要的宗教，佛教（藏傳、漢傳〔不同宗派〕、南傳〔小乘、傣〕）、伊斯蘭教、道教、天主教等。因此，雲南大學位於這樣的民族省分，也就成為民族大學，三十年代即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著名的人類學家費孝通任教於雲南大學社會系，主持雲南大學和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研究室，三十七年方國瑜創辦雲南大學西南文化研究室，主編《西南邊疆》雜誌。台灣的前輩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凌純聲與芮逸夫皆曾在此工作。與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的發展有密切關係，可以稱作「人類學試驗室」。
林副校長接著介紹中國少數民族紀錄片的發展簡史，大抵和北京中國社科院的介紹差不多，不過卻加上許多他個人對於過去紀錄片的批判，他表示那批材料（指五十年代拍攝的十七個少數民族紀錄片）有國家模式理論與概念的指導，反應真實方面還不行，雖然保留了當時的社會、政治的影像，不過也加入了編導與教條的痕跡。目前這批材料還保存在雲南社科院。關於目前製作民族紀錄片的情況，90年代創立了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進行專業的拍攝，也參加世界影視人類學電影節，和德國哥廷根大學有合作，並尋求福斯（VW）汽車基金的支持。研究所對二十六個主要民族進行長期的拍攝，要為每個民族的歷史文化作記錄，並製成紀錄片影碟。研究所還要培養影視人類學的人才，尤其是少數民族的學生。到98年為止已工作了七年多的時間，目前還沒有專業研究生。范志平副所長（雲南電視台的導演與主任編輯）和李道明老師早已熟識，深知我們的期許，因此也很認真地檢討過去製作紀錄片的困境。他表示文革前因為周恩來的意見拍攝的民族紀錄片，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先表現該民族固有的生產方式、生產情況、階級壓迫，接著太陽（代表共產黨）出來了，民族生活因此改善了。有些也有政府的組織（一種政府行為），場面大、壯觀，後來想重現都沒辦法了（例如佤族的獵人頭與鏢牛鏡頭，當時的拍攝真的將人手、腿肉挖下去）。哥廷根大學重新發行時，將後半段太陽出來了拿掉了。九二年之後，雲南大學開始從事影視人類學的紀錄片工作。在福建影視公司（目前自己開東宇影視有限公司）一個有文化眼光的企業家肖鋒（作音樂帶與VCD）的支持下，拍攝了一系列民族志紀錄片。《普吉和他的情人》是最早的一部（拍攝時間1992-1994年，長度69分），當初考慮趣味性（奇風異俗），因此決定了這個題材。這是一部表現哈尼族支系弈車人「車埃關係」的紀錄片，車埃，是長住娘家的一種風俗，女子結婚後仍住娘家，直到小孩初生之後再到婆家居住。男女雙方各自保有自由的情人關係（以感情為基礎、關係可長可短），但是，一旦女方有了小孩（不管是誰的），女方就得停止車埃關係。本片曾參加過德國「第二屆格廷根國際民族學電影節」、瑞典「第十五屆NAFA電影節」、英國皇家人類學學院人類學電影節（1994年）、葡萄牙里斯本國際紀錄片電影節（1996）等國際電影節。
《走進獨龍江：獨龍族及其生存環境》（拍攝時間：1993年10-11月長度100分，BATACAM SP），獨龍族人口約為四千人，位於雲南、西藏、緬甸邊境的喜馬拉雅山麓的高山峽谷地區。要進入獨龍江必須翻越高四千多公尺的高黎貢山雪山，而這裡每年有半年封山，等於一個與世隔絕的神秘國度。解放前穴居，解放後被遷居到河谷兩岸，生物資源豐富，在此世界獨有植物共173種，然而人類在此生存條件極為困難。死一個人太容易了，死亡率甚高，不是病死就是掉進江裡淹死。本片有一位出身獨龍族的年輕學者李金明參與民族學的部份。此外還有《拉木鼓的故事》（1992年春天拍攝，60分），是關於佤族的故事，有延續五七年製作的《佧佤族》的意味。《拉祜族的宗教信仰》（1992年春節前後拍攝，50分），一個關於原始宗教與基督教的民間信仰故事。在主張無神論的中國社會，這是一部十分珍貴的紀錄片。《綠色基諾山》（1992年底拍攝，45分），拍攝西雙版納景洪縣基諾鄉的基諾族的一次集體狩獵與基諾山豐富的野生植物。《峽谷人：怒江峽谷的栗粟族》（1993年底至1994年初拍攝，71分28秒），記錄生活在怒江峽谷的栗素族獨特的風俗。《佳齊左瑪和她的母系社會家庭》（136分32秒），瀘沽湖邊的摩梭族村落的母系社會的故事。
目前雲南大學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一共已拍了八部紀錄片，然而截至目前為止完全沒有回收，像這種片子如何發行實在是傷腦筋的事情。范志平教授特別指出，他十分明白電視台所播出的節目都是主流節目，民族志紀錄片是即為非主流的東西，因此他雖然專職在雲南電視台，卻得將民族志影片放在學校的研究機構。到雲南大學觀看范志平教授與郝躍駿（雲南社科院）合作拍攝的系列民族志紀錄片很令人感到興奮，也是幾天來最有影視人類學感受的交流活動。范教授十分明白目前無法將這種紀錄片打入商業體系，因此他將工作重點放在參與國際人類學紀錄片之比賽。他有十分深厚的反省能力，也十分謙虛，然而因為有相當豐富的國際經驗，因此也具有十分敏銳的社會批判力。觀感紀錄片的觀摩、交流當是這回拜訪的最重要目地。以往我只管自己從事台灣人文環境的影視記錄，沒想過中國大陸的紀錄片問題，如今很快速地瀏覽一遍，感覺他們的確有一群人努力想把紀錄片推像一個高度。紀錄片對我而言並不是工作的全部，而視我為了完成地方文化或社區價值的一種工具，也就是說，紀錄片讓我有機會直接面對拍攝對象，讓我有機會直接和拍攝對象從事面對面的社區文化運動，也透過紀錄片產生緊密的互動過程。中國的紀錄片也是在近幾年才發展起來的新興產物，原動力應該是整個社會逐漸朝向更進一步開放改革的需要。每天中央電視台都可以看到好幾次的相關節目，再加上他受歡迎的程度，可見整個中國社會愈來愈想看到自己的真實面。紀錄片的製作也逐漸成為風潮，除了電視台（從中央台到地方台）紀錄片的製作成為重要的工作項目之外，民間也有不少優秀的紀錄片人才投身獨立製作的行列。從令一個角度看來，紀錄片所引起的社會求真訴求，正是社會改革的一個萌芽點，有心於社會改革的文化人，紛紛投身這個受到允許的媒體，把自己滿腔的期許灌注在這條仍舊在走鋼索的進步之路上。（1998.6.15初稿）
一九九八年大陸紀錄片訪查報告
陳板 1998 .6/15
紀錄片是中國社會改革的起步 之一
緣起
接觸影視記錄完全是因為我的客家研究經驗。將近九年前，從未謀面的彭啟原先生打來一通電話，表示想要我協助拍攝公共電視節目《客家風情畫》中的「客家建築」單元，讓我有機會進入影視的思考領域。此後，彭啟原先生和我不但成為長期合作的最佳工作伙伴，還共同走向社區影視與社區營造的道路。
我們在拍攝過公共電視《客家風情畫》（39集）、《客家風土志》（10集）之後，接受文建會的委託拍攝客家文化方面的節目，基於台灣客家研究資料的欠缺與我們以往累積的田野訪查記錄經驗，工作小組決定採取紀錄片的方式採集台灣客家人的種種生活面向，經過文建會邀請的相關學者專家的討論，同意我們以水為主軸切入客家村落， 經過一年多的田野訪查與拍攝，終於推出一季十三集的《客家庄》。
正因為這個經驗，讓我有機會參與文建會主辦的「文化紀錄片大陸地區訪問團」。
基本觀點
事實上，參與這個訪問團之前，我從未認真思索過其他國家的紀錄片製作，更甭說有關中國的紀錄片製作方式了。原因很多，資料匱乏當是主因，甚至當我想作行前準備功課，竟也找不到任何相關訊息。 唯一的一點中國紀錄片訊息是來自多面向工作室李道明老師的口頭報告。他曾於去年接觸過中國的紀錄片工作者，據說最近中國十分流行紀錄片，甚至其收視率比連續劇還高，此外，他還表示中國台灣兩地對於紀錄片的定義不盡相同，例如曾經十分轟動的《河殤》，他們稱為「專題片」，而且這類影片也漸漸沒有觀眾了。
從李老師的簡短報告中，我開始形成了關於中國紀錄片的想像：一群三十出頭的年輕紀錄片工作者獲得中國中央電視台的充分授權，拍出一系列高收視率的電視記錄片；中國記錄片的定義如何；兩岸的差異；國際通用的定義：和Discovery的差別？種種的問題都令人感到好奇。以前從未思索過相關的議題，大陸行提供一次思索的機會。
我正是懷著這樣的念頭踏上中國的。文建會除了安排會見當地紀錄片工作者之外，還特地將焦點鎖定在少數民族的紀錄片拍攝上。這個安排也和文建會近年來所主辦的電視紀錄片有關，訪問團正是準備多面向工作室拍攝的《尋根探源話南島》以及懷寧傳播公司拍攝的《客家庄》兩套作品前往中國進行交流。
對我而言，紀錄片是從事台灣本土文化運動的媒體，也是近年來切入社區營造的工作方式，因此，我也把觀察角度鎖定在此：
一、就一個地方文史工作者與社區工作者的角度觀看。
二、就兩岸紀錄片相互觀摩與學習的角度觀看（不同的政治體制下各有優劣）。
三、紀錄片的社會意義。
紀錄片是中國社會改革的起步 之二
刊登說明
了解對岸 是讓兩岸關係更進一步的方式
這篇未刊稿 主要的目的在於探訪中國的紀錄片現況
其中 我們看到來自中國社會的改革力量
主要來自內在的批判力
如果沒有內在的批判 大概很難有人能撼動中國的封建制度
而
紀錄片則是一個極為有力的內在批判力
訪問團的組成
文建會主辦、國家電影圖書館承辦、組織的「紀錄片製作人大陸訪問團」，成員共有十三人：團長陳坤一（文建會參事）、副團長兩人廖森淇（陸委會秘書處副處長）、李天（國家電影資料館副館長）、秘書長鄧豐懿（文建會第二處副處長）、秘書蔡淑瑄（文建會第二處業務承辦人）、代表八人王慰慈（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講師）、李桂芝（廣電基金會資深編審）、李道明（國立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片研究所副教授）、俞曉佩（正一傳播公司創意總監）、陳板（第三工作室負責人）、陳玫孜（電影資料館專員業務承辦人）、陳德旺（新聞局電影處科長）、蔣靜君（中央廣播電台記者）。
從這份名單看來，可以看到訪問團除了作紀錄片的專業交流之外，還同時兼有多重的目的，例如兩岸交流、媒體政策觀察以及電影資料館主導的「一九九八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的作品邀集等等。訪問團成員中李道明老師曾有過中國紀錄片的接觸經驗，俞曉佩先生有最豐富的大陸經驗，其餘成員多半是第一次大陸行，少數有個別的相關經驗。
訪問團在行前僅開過一次會，彼此的專業認知也少有交集，如果行前能有更充分的準備或許此行將有更豐碩的成果。
訪查對象（電視台）：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雲南電視台、麗江電視台
此行一共訪問四個電視台，中央電視台是全國性的電視製作中心，北京電視台與雲南電視台是省級的電視公司，麗江電視台是雲南省的「地區電視台」，恰巧涵蓋中國電視製作的各個層級。在紀錄片的製作上每個電視台都有自己的特色，也都各有侷限。
（一）中國中央電視台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從桃園機場起飛，香港轉機到北京機場，由中國中央電視台的高級記者朱景和教授（同時也是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的「黨組成員」）接機直奔中央電視台。聽了研究室王主任十分官樣的電視台簡介（有一份英文版的簡介）之後，由專人帶領參觀電視台的製作中心，由於電視公司的設備不是我們此行的目的，我們只拍了他們幾個工作控制室的照片就離開，最後大夥在電視台門口拍照留念，結束中國訪問的第一站。
到今年為止，中央電視台已成立四十年（1958成立），王主任認為電視台是一個輿論單位，有其社會職責。目前一共有九套節目（九個頻道），向全世界播放。一九九四年之後有一個很大的進展，主要就是「東方時空」的開播，如今成為中央領導十分關注的「必看欄目」。一九九七年底開始，施行播出與製作分離的制度，鼓勵民間的自製節目。關於紀錄片製作方面，在社會教育節目中心有一個「紀錄片室」。
隔天（五月二十八日），在北京醫科大學正式與「東方時空」的紀錄片工作者碰面。擺脫了官方的架子，我們一行人才真正進入了文化紀錄片的交流情境。
討論會由朱景和教授與中央電視台（新聞評論部）東方時空製片人陳主持，一起參與的還有十幾位紀錄片工作者，朱教授表示這些都是中國目前最優秀的電視人，而陳尤其是「火紅」的一位。
東方時空是中央電視台的「早間節目」，整個部門共有四十多個編導記者，每天推出十分鐘「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紀錄片。從一九九四年至今，已記錄了2000個故事，記錄的對象是生活中最平凡的人物，工作小組平均一週製作一集，以連續的追蹤拍攝為方法。
當天，我們一共看了兩部作品《泰福祥日記》（4集）與《姊姊》。《泰福祥日記》是記錄河北省張家口的一個企業改革的案例，拍攝者鄭永志因為自己妻子剛好為泰福祥的成員，因此得以完全掌握一個原為國營企業的「人民商場」改變成為民間「集體入股」的過程。其間有相當細膩的人性掙扎的部份，也有十分機密的商業處理手腕。東方時空工作小組認為，這正是目前中國人最關切的課題之一。
《姊姊》描寫一對雙胞胎姊弟，具體地反應了中國傳統重男輕女的家族觀念。有趣的是，原本為的是記錄警察父親的敬業精神，然而進入家庭之後，發現小孩子身上有更有趣的題材，於是將主題鎖定在「成長的煩惱」，即將完成時才決定將題目訂為《姊姊》。
陳接著說明中央電視台製作東方時空的始末。他表示「東方時空」中央電視台在1993年的改革試驗田，當時還沒設早間節目，舊體制為十分嚴格的「部門劃分」，新體制則改為「製片人制」，電視台不投入任何的資源（人力、財力），但允許40分鐘的節目有5分鐘的廣告，將廣告收入的一部份做為製作費。製作人員則由社會招聘優秀人才，陳表示，因此他才有機會結識全國最優秀的人才。
東方時空創設之時共有四個單元：
1.東方之子：濃縮人生精華，訪談有成就的華人。
2.金曲榜：MTV
3.生活空間：原為服務性節目。
4.焦點時刻：社會深度報導。
現在保留東方之子、生活空間與焦點時刻，一方面強化其新聞性，一方面以「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1993.10.8）為主軸，五年的時間完全由自己摸索。回顧當時為何有「拍攝普通人故事」的構想，陳表示，在中國當時還沒有普通人的節目，沒有對普通人本身的生活狀態、心理、感情之報導，然而，普通人的生活才能代表這個時代與社會，因此有「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構想。
最初的「基本定位」在於人文教化與人文關懷，也講述生活的道理樹立新的道德情操。開播一週年之後，「生活空間」單元轉向，發覺對每一個人的尊重與平等觀念才能體現尊重，只有平實生活的記錄才有人文教化。以往不斷講生活道理，主題愈顯雷同，原有主持人從中提煉人文教化的精神，後來發現最後的結論都一樣，眼看著節目走進死胡同，工作同仁也重新思索是否有更深的內涵或其他社會關係，以及節目存在的價值？
96年，經過重新分析研究之後，決定不再通過人文關注而教化的角度切入，改為通過人文關注而記錄歷史，為未來留下小人物記錄的歷史，既貼近生活又貼近時代。記錄歷史是透過人的行為、心理、小人物的角度。檢討目前的工作優劣，缺點是必須考慮每天的播出，在播出的前提下，難免有強烈的時間壓力，品質當然也會受影響。優點是通過不斷的播出，一方面積累了愈來愈多的量，也對整個中國社會的改革起著很大的作用。
朱教授補充兩個背景：過去都是官辦的、政府辦的，有一貫的史觀，只有高官才是新聞人物，一般人很少上電視，現在觀眾自己可能就是新聞人物，因此一下子就吸引了大量的觀眾。另外，東方時空的推出與官方的宣傳恰好相同，當時政府的口號是「文藝要貼近群眾的生活」。他分析東方時空受歡迎的原因在於趕上或創造了潮流，同時受到群眾與專家的雙重認可。甚至在創作方法上也受到重視，紀錄片中的人物比專業演員更加真實、自然的表現，吸引了表演者與電影導演的重視，據說張藝謀近來正準備拍一部全用非演員的電影。
（二）北京電視台
五月二十八日，往訪北京電視台。
北京電視台為中國最大的地方電視台，目前還同時經營近二十個相關企業，直接將商業體系引進國營事業，這也是全中國共同的趨勢。北京電視台台長親自接見，並在大廳作了簡報（有一份製作精美的簡介，有人說和台灣某個極為注重表面的文化事務主管所做的東西很像），之後播放了一段電視台的簡介，用了相當多的電腦動畫影像效果以及誇張十足的配樂，可惜幾乎看不到內容，看完之後還是搞不懂北京電視台搞的是什麼。
聽完冠冕堂皇的電視台介紹之後，換了一個小空間，由陸瑩總編輯與王惠副總編輯主持和紀錄片工作者座談，有趣多了。
首先由王惠副總編輯介紹北京電視台的紀錄片製作背景，她表示紀錄片的用意在於電視這個手段如何交到老百姓手上，讓老百姓自己直接參與到電視的製作中，正是體現這個想法的手段。讓老百姓覺得電視並不神秘，把電視更好地交到老百姓的手裡。紀錄片正是表現生活裡的豐富性，生活裡的故事太多、太豐富了，紀錄片專業者無法全盤完成這麼豐富的記錄，因此動員老百姓這支廣大的隊伍，讓老百姓自己寫自己的生活，就是北京電視台新近的紀錄片工作方向。
現場還有兩位從一百多位群眾中選出來的「業餘作者」代表，正是在這個方針下選出來的「老百姓代表」，一個拍攝蒐集周恩來圖像二十六年的四十歲工人，用以證明老百姓除了關心切身的日常生活之外也關心國家大事；另一個則記錄「沒有父母的孩子」，中國最近的拋棄女嬰的現象，她自己在一次到石林旅遊時撿到了一個被棄女嬰，接著又陸續收養了幾個被棄女嬰，於是便興起了拍攝紀錄片的念頭。
為了更加推廣紀錄片老百姓化，電視台目前正籌備一個「老百姓自己拍自己」的大比賽。
接著我們便看了幾部北京電視台的「百姓家園」：老百姓自己拍攝的故事紀錄片。
《我有一個家》是一個四十七歲的殘疾人趙康的故事，內容分為六個段落：（1）我自己，（2）我愛人，（3）我兒子，（4）我們家，（5）汽車夢，（6）綠菜花。電視台將「掌中寶」（日本松下公司贈送的小型數位攝影機），經過很簡單的教導之後，交給老百姓使用（趙康因為行動不方便，攝影者為趙康的弟弟，可惜無法在影片當中看到這個訊息），後製作則由電視台擔任技術製作，腳本則由老百姓自己編寫。
《我大爺的小鋪》是一個十九歲的小學女老師宋亞晶所做，記錄他的大爺和大娘辛苦支撐一個小雜貨攤的故事。影片是一天之內拍完的，記錄大爺的小鋪從打開店門到關門所發生的事情，間雜著拍攝者旁白大爺家人的生活概況。
《山在那裡》是兩位登山運動員的作品，王勇峰與李致新於一九九七年經過千辛萬苦終於攀上歐洲最高峰厄爾布魯士峰（5642公尺），沿途用電視台提供的松下NV-DXIEN掌中寶記錄彼此在行程中的經歷，大部份的旁白在拍攝中就錄製完成，因此剪輯出來的作品頗能一氣呵成，不輸給專業者。連電視台的專業者都表示，這樣的紀錄片只有登山運動員自己拍得出來。
負責紀錄片的袁副總接著分析過去「百姓家園」的成績，他表示有攝像機（錄影機）的人比有車的人少得多，雖然最初的目標是完全由老百姓自己完成所有的工作，然而目前仍屬過渡階段，目的在於喚起老百姓，因此實際上只能做到由老百姓自己拍攝電視台的專業者擔任後製作的工作。
北京台的袁副總還表示，掌中寶的使用改變了電視演播史的慣例，老百姓的拍攝定位在「本能拍攝」上，也就是將專業者的安排痕跡消除，完全以實際的生活當作拍攝的方式。此外近來越來越能接受保留「拍攝痕跡」的手法，容許拍攝者的身份暴露出來。在題材方面，「百姓家園」題材的來源都來自百姓，電視台一方面要主動地發現題材（例如從報紙上的訊息尋找），一方面也接受老百姓提案，工作人員必須十分有耐性地接聽老百姓打進來的每一通電話，慢慢過濾其中的可用題材。
近來，為了收視的效果，原來曾使用的中間加入主持人解說的手法取消，改在節目的前頭加了大約三分鐘的「作者小序」，用以說明拍攝的過程與方法。素材與成品的比例約為八小時比二十分鐘。播出的時間為每週一次，週日晚上播出，近來要「搞展播」，每天播出一集，未來還要「搞大賽」，將參加辦法公開在《電視報》上，目的在於擴大參與的範圍。
王慰慈老師稱讚幾部片子都能忘掉攝影機，讓攝影機變成生活的一部份，因此能拍出相當貼近百姓生活的紀錄片。
李道明老師表示，三個作品都反映出了媒體的特性。
日本人發明小型攝影機時就已經預想百姓的使用，「百姓家園」的節目也算是符合當初小型攝影機設計時的構想，這種「回歸百姓」的作法，也就是讓業餘者使用的手法，世界各大電視台都不敢用，以業餘者製作的紀錄片連日本也只有幾個電視台有播放，因此，「百姓家園」在世界電視製播史上算是先進的。
台灣在一九八六年之後，也有業餘者拍攝自己看到的新聞；此外，還有不少第三世界國家也有業餘製作的紀錄片，如南韓的工運紀錄片、菲律賓的民運紀錄片以及中南美洲等地區的巴西有教印地安人使用攝影機拍攝自己的記錄電影。由此看來「百姓家園」也能歸類在這種社區電影運動之中，正也顯現了其在世界電影史上的進步性。
最後，拍攝「周恩來相片蒐集工人」的「老百姓代表」也自我介紹自己的記錄經驗，他自己搞攝影已經十幾年了，北京電視台的「百姓家園」讓他能從觀眾的角度切入拍攝對象，比起只從專業攝影的角度切入令人看了舒服。這個安排實現了觀眾作一個電視人的夢想，以前的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是個高不可攀的單位，一般人連門都進不了!
紀錄片是中國社會改革的起步 之三
（三）雲南電視台
六月一日，國際兒童節，訪問團一早離開北京飛往雲南昆明，下午到雲南電視台拜訪。雲南電視台和北京電視台同屬一個層級，然而，雲南所處的邊緣地理位置，讓他必須發展有別於位居中央位置的北京台的方向，整體而言，雲南台以少數民族與旅遊作為主要的方向。
先由孫恆恬副總編輯簡介雲南電視台，雲南電視台於一九六九年成立，因為鄧小平開放改革的政策而有新的發展，一九八八年建新大樓，目前有六百個正式員工及一百個臨時人員，電視台共有雲南電視台與四年前成立的雲南經濟電視台（對外統稱雲南電視台）。
台長曲貴年（曾於一九九五年組織雲南廣電代表團到台灣訪問十六天，由華視接待，訪問了華視、台視與中視），簡介雲南電視台。
雲南電視台是中國三十一個省級電視台之一，目前有兩個頻道，衛星電視每天播出二十二小時，經濟台每天十六小時。曲台長自認為新聞類節目的時效性沒台灣快。
有一個「紀錄片創作室」，成立於今年（1998），才兩個多月，工作人員在電視台裡招聘。成立紀錄片創作室的主要原因是前幾年紀錄片（原為海外部的工作）的產量與質量皆有困難，可惜找不到贊助商，經費全由電視台撥給。在美國有交換節目，連續一個月每天一小時。「中國紀錄片」每集三十分鐘，每週六或日上午播出。
接著看雲南台拍攝的紀錄片：第一部是傣族攝影師拍的《野生動物集錦》（第一集，共有兩集），部份為膠片所拍攝，介紹一系列雲南的野生動物。搞不清楚為什麼電視台安排這樣的節目給一個「文化紀錄片訪問團」看？
第二部為《雲之南》（90年代作品，不是英國人所拍的雲之南），是一部介紹雲南豐富的人文與自然資產的報導片。第三部放了一個與中央電視台合拍的晚會節目，電視台人員表示裡頭有插播少數民族的紀錄片段，然而，等了半天還是誇張的舞臺晚會節目，大家紛紛跑去上廁所，結果終於被誠實的俞導演終止了播放，讓大家鬆了一口氣。
接下來播放《南方絲綢之路》，這是和四川電視台合作的文化報導片（本系列雲南台拍十九集，四川台拍十三集），看了一些風光介紹，旁白依舊官樣十足，不太動人。
原以為會一路壞下去，到雲南台拜訪又是一個官方行程，沒想到最後兩部終於出現令人眼睛一亮的片子。
《阿細跳月》是「中國紀錄片」系列的一支，是電視台國際部的編導徐志偉98年編成的作品。內容記錄雲南彌勒縣西山彝族支系阿細人，正月二十八日祭火祭龍的儀式。除了節目末尾有一點說教之外，整體已經接近我們期許的紀錄片形式。
最後一部為「中國紀錄片」系列的《撒尼人家》，魏星編導，九七年製作。記錄一個彝族中年人李晉，面對家鄉由傳統農業進入旅遊產業的社會變遷處境，年輕一代逐漸從農村跑到附近的石林風景區從事一點旅遊小生意，老一輩仍然堅持傳統農耕業，同時農村又接二連三面臨土地重新分配的新體制，居民反對新的分地制度，卻又不得不接受村委會的決定。新體制規定每人分二分地，同時嫁出去的不能分，因此，李家人比前一次分地足足少了一半。一九九七年五月插秧季到了，李家的年輕人寧願到石林做生意不願下田幹活，主人李晉只好請十個小工幫忙，每個小工一天二十五元加上飯錢一天要花四百元，最後，三女兒與媳婦過意不去也跟著下田。北大村鄉政府每週二、五是趕集日，在春耕後的第一次集市，李晉背著孫子上市集，逛了半天連隻雞都買不下手，背上背的小孫子要電子遊戲機，立刻就付錢了。家裡的年輕姑嫂也上市集，但買的卻是時興的花衣服。
一九九七年七月石林下雨，氣候反常，雨水比往年多，一個星期連續下雨，田裡草長長了，李晉的長子下田除草拔稗。同時，七月的彝族火把節也來臨了，傳統的鬥牛比賽李晉擔任鬥牛裁判，然而，年輕人對傳統的火把節沒興趣，只關心自己的「旅遊事業」，只有大兒子想參加火把節，但卻必須上山放羊。
很精彩的一部紀錄片，充分反映了中國近年來發展旅遊業造成農村結構轉變的社會變貌。鏡頭十分帶感情卻不煽情，大家都很喜歡。看到這裡終於感受到文化紀錄片的交流功能了。
（四）麗江電視台
六月三日早上訪問麗江電視台，台裡面從台長王華、副台長蔣松、記者陳鷹、納西族畫家周孚定等人全都參與了討論會。
麗江是少數民族地區，主要民族為納西族與彝族。地方的特點有兩個：一為交融性，道教、藏傳佛教、東巴文化與中原佛教交融於此。古城的建築形式也結合了北京的小四合院、白族土著民族的木結構特點。二為多元性，在婚姻制度上既有共夫制，也有共妻制，有阿夏走婚也有雙向對偶。
麗江電視台從事紀錄片有六年時間，但從未與外界打交道，因為自認為官方不感興趣。目前已拍攝了7000多分鐘的素材量。主要製成台播片，當地的電視收視方式主要為有線的旅遊頻道（當地純文化性的旅遊景觀、自然景觀）。
四年來製成五十二集《納西探秘》（長度有20分也有30分），因為是從純文化角度切入，所以是非主流的意識形態，不再考慮中央電視台的重視，但想推到海外，這次和我們相逢算是第一次接觸。電視台的使命感在於想到祖先留下來的豐富遺產要繼續承繼下去。因此便在完成基本宣傳任務之下，自籌經費拍攝一系列以往沒被注意到的課題，如沒被民族識別出來的民族、獨特的生產方式、獨特的外來宗教與本土宗教之交融過程等。旅遊頻道的設計是中國第一家，前無先例只好自己摸索。
《麗江古城》為音樂片，以美麗養眼的麗江風光配上音樂，吸引旅遊人關注這個被聯合國列入「世界重要遺產」的古城。
《納西探秘》是一部大型的電視系列片，「最後的女兒國」（共四集）記錄瀘沽湖畔的阿夏走婚故事，阿夏婚是一個獨特的婚姻形式（男部婚女不嫁）。因此這個紀錄片也有以奇風異俗吸引遊人的套術。「永勝他留人」（共三集），他留人為古中原軍隊駐防雲南遺留下來的人群，其生產方式為自給自足的農耕，用漢文字。歷史他留古堡有豐富的歷史，每到農曆六月二十四日就要舂「粑粑」，稱為「他留粑粑節」，目的在於集體的祭祖。他留祖先為明朝的屯邊移民，為了紀念祖先的軍事防衛經驗，至今仍然以團體集訓的操練方式過粑粑節。據說明朝政府調來三百六十祖先，如今的他留人都是當時三百六十戶的後代，為了懷念祖先才發展出這樣的群體形式。
「舞之地」為記錄納西族最小的老東巴和文貞帶領村民重現東巴舞的過程。麗江電視台工作成員在發現了和文貞能跳四十五套的東巴舞之後便開始記錄他，也記錄位於麗江南邊的小農村「五台」，村長和世武如何動員村民參與東巴舞復振的過程。
整個工作團隊對於紀錄片的工作非常用心，後來聽記者陳鷹透露，麗江台所做的一個節目剛剛獲得全中國第一獎。訪談過程麗江台的工作者非常注意我們所題的意見，也很注意看我們看節目的感受。
紀錄片是中國社會改革的起步 之四
訪查對象（研究單位）：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影視人類學研究室、雲南大學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一）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影視人類學研究室五月二十九日早上，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影視人類學研究室。社科院出席成員有史金波（副所長）、任一飛（科研處處長）、張江華（影視人類學研究室主任）、陳景源（影視人類學研究室副主任）、龐濤（影視人類學研究室編輯/攝像）。史金波副所長首先介紹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該所成立於一九五八年，主要研究少數民族問題。其中包含研究馬克斯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民族關係、民族法制；以及研究各民族的社會、歷史、經濟、文化、語言、文字和國外民族問題。影視人類學研究室，成立的目的在於以影視的手段科學地記錄人類學。民族研究所因為成立得早，成果也多。五十年代（1956-60）開始做民族調查研究，當時作了八到十六個民族。由中央民委組織調查人員，最多時達一千多人，分布於全國各地全面實施，結果出版了五套叢書：「中國少數民族」、「各少數民族簡史」、「報告叢書」、「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少數民族自治地方概況」等。一九五六年籌備少數民族歷史調查，五七年搶救少數民族遺產。五十年初，進行民族識別調查；六十年代上旬，花工夫完成調查、整理的工作，初編白皮書；七十年代後，由北京大學與民族大學繼續民族調查；一九九二年重新進行少數民族調查，一方面記錄其現況，一方面觀察其發展趨勢，目前十五個代表民族已完成十四個，有拍攝影片和錄像帶，其中以錄像帶為多。
張江華主任介紹影視人類學，他表示影視人類學是新興科學，成立於一九九五年四月。近年來雖然社科院的編制大力壓縮，然而影視人類學卻由一個組變成研究室，說明了國家的重視程度。一九五七年開始的社會大調查，全國民大老專家提出，「除文字之外要有圖像記錄」，因此得由文化部出錢於一九五八年成立了民族研究所。當時由研究人員提出某個民族的拍攝題綱，只知要用記實的方法拍攝，卻對影視人類學一無所知，於是便組織了中央、北京、新疆電影製片廠的編劇導演與北京科學教育人員「一起下去」，一共拍攝了十七個民族，共二十一部35mm的電影。當時雖然說是用記實的方法拍攝，然而電影製片廠的導演們腦海裡卻裝滿了故事片的框框，因此現在看來裡頭充滿了「編導痕跡」，但從檔案記錄的角度看來，這批資料仍然非常珍貴。文革之後，影視人類學重新受到重視，可是文化部卻沒有補助經費，近四年來在欠器材、缺人員、少經費的情況下也已拍了六十集的片子（其中含哈撒克系列）。社科院裡有電腦編輯等基本配備，也有BATACAM的數字攝像機（數位攝影機）。一九九五年參與德國哥廷根科學研究所所辦的「影視人類學國際研討會」（五、六十人參加的會議），展出早期少數民族影片，很獲得激賞，最後哥廷根科學研究所將影片後端講述政治解放的部份拿掉，重新出版了國際發行版。此外，也和日本大阪民族學博物館及東京電影公司有交流。一九九七年夏天曾訪問台灣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一九九六年第一次與國外（法國科學研究中心）合作拍攝記錄影片，在巴黎影視節中展出，並獲得提名獎。過去只注重人類學的科學性與學術性，「可視性」（可看性）不太夠，今後的理想是要讓更多人喜歡看，希望能提高可視性。陳坤一團長接著簡介「文化紀錄片訪問團的成員」，表明此行目的在於以紀錄片為主題，瞭解大陸少數民族的影視記錄現況，也希望接觸相關機構增進彼此的交流。李道明報告台灣影視人類學的情況，一九八四年胡台麗博士從美國回台灣，以8mm自力拍攝第一部少數民族紀錄片，在此之前很少有人用8mm影片拍攝紀錄片。在相關人類學影視資料方面，日本人也已累積了若干資料，如一八九六年鳥居龍藏以35mm影片拍攝過台灣原住民，現藏於台大人類學系；台灣省立博物館也有不少尚未公開的原住民影視記錄，不過，嚴格說來這些都不算是影視人類學的紀錄片。在中研院方面，因為胡台麗博士的引進，開始製作一系列的人類學電影，如記錄排灣族祖靈祭的《神祖之靈歸來：排灣族的五年祭》、賽夏族《矮人祭之歌》及雅美族《蘭嶼觀點》等。廣電基金會支持製作一系列台灣少數民族的電視紀錄片。文建會製作《尋根探源話南島》（多面向藝術工作室李道明拍攝，台灣原住民紀錄片）、《客家庄》（懷寧傳播公司拍攝）。多面向藝術工作室製作的《排灣人撒古流》，是從個人觀點看原住民的文化復振。
客家文化在台灣也屬少數民族，注意到這個族群的單位有文建會、廣電基金與公共電視，他們都有計畫地支持客家文化紀錄片的拍攝工作。另外，位於台中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與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有拍攝九族原住民的文化紀錄片。討論會之後，看了幾段社科院所藏與所做的影視紀錄片。《佧佤族》（現稱佤族），是一九五七年所拍的老片子，影片中的確充滿了「編導痕跡」，有十分露骨的共產思想的詮釋語言，有十分外來的民族介紹，配樂與旁白與現場幾乎是脫離的。唯一的價值是它的影像保留了當時的實況。另一部影片是由社科院影視人類學研究室龐濤所拍攝，記錄一個三十多歲的藏族法師參與祭典的過程。這部片子是因為前一年與法國的季可梅（音譯，六十歲）合作之後，於第二年又回到田野現場的後續記錄。顯然影片很有意地記錄更有深度的少數民族祭典，也很注意現場的環境聲音，似乎是在和早年的編導式紀錄片對話。最後一部片子則是法國人季可梅以Sony 1000 DV和S8機器所拍的，也就是參加巴黎人類學影視展覽的片子。雖然是小機器，還算有不錯的效果（除了對比太過強烈的部份）。
紀錄片是中國社會改革的起步 之五
（二）雲南大學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六月二日上午拜訪雲南大學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由林超民副校長（兼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台灣清華大學客座教授）接見，同時還有港澳台辦公室主任甘雪春副教授及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副所長范志平副教授陪同。范教授是雲南行的行程安排人，訪問團在雲南七天，范教授全程陪同，他也是一個熱愛傳統文化的知識份子。雲南大學創建於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日正式招生，原為雲南都督唐繼堯所創的私立東陸大學，一九三零年改為省立，三四年再改為省立雲南大學，三八年升為國立雲南大學。教學重點在民族學與生物學（高山物理與地球物理），原因是雲南為多民族省分，在全省4100萬人中少數民族有1355萬人，佔了34.6%（1950年佔32%），中國少數民族超過1000萬人口的省分還有廣西（以壯族為多）與貴州。少數民族的定義在於總數只有一億人而漢族卻佔了96%的比例，也就是說少數民族相對之下為少數的意思。雲南地區共有五十二個民族（依照戰後中國的定義中國連漢族在內共有五十六個民族），人口五千以上的有二十六個，雲南特有的民族共有十五個，世居（原住民）雲南的有十七個，漢、滿、蒙、回、苗為外地遷入者。少數民族中人口在百萬以上的有白族、彝族、哈尼族與傣族。林副校長特別指出，雲南能不能夠穩定發展，關鍵在於民族問題，而其核心問題就在於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以及邊疆（泰國、老撾、緬甸、越南等）問題。在人類學上，雲南五十年代還有不同的社會型態、婚姻型態（如阿注婚）、農奴制與奴隸制，同時雲南也匯聚了世界主要的宗教，佛教（藏傳、漢傳〔不同宗派〕、南傳〔小乘、傣〕）、伊斯蘭教、道教、天主教等。因此，雲南大學位於這樣的民族省分，也就成為民族大學，三十年代即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著名的人類學家費孝通任教於雲南大學社會系，主持雲南大學和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研究室，三十七年方國瑜創辦雲南大學西南文化研究室，主編《西南邊疆》雜誌。台灣的前輩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凌純聲與芮逸夫皆曾在此工作。與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的發展有密切關係，可以稱作「人類學試驗室」。
林副校長接著介紹中國少數民族紀錄片的發展簡史，大抵和北京中國社科院的介紹差不多，不過卻加上許多他個人對於過去紀錄片的批判，他表示那批材料（指五十年代拍攝的十七個少數民族紀錄片）有國家模式理論與概念的指導，反應真實方面還不行，雖然保留了當時的社會、政治的影像，不過也加入了編導與教條的痕跡。目前這批材料還保存在雲南社科院。關於目前製作民族紀錄片的情況，90年代創立了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進行專業的拍攝，也參加世界影視人類學電影節，和德國哥廷根大學有合作，並尋求福斯（VW）汽車基金的支持。研究所對二十六個主要民族進行長期的拍攝，要為每個民族的歷史文化作記錄，並製成紀錄片影碟。研究所還要培養影視人類學的人才，尤其是少數民族的學生。到98年為止已工作了七年多的時間，目前還沒有專業研究生。范志平副所長（雲南電視台的導演與主任編輯）和李道明老師早已熟識，深知我們的期許，因此也很認真地檢討過去製作紀錄片的困境。他表示文革前因為周恩來的意見拍攝的民族紀錄片，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先表現該民族固有的生產方式、生產情況、階級壓迫，接著太陽（代表共產黨）出來了，民族生活因此改善了。有些也有政府的組織（一種政府行為），場面大、壯觀，後來想重現都沒辦法了（例如佤族的獵人頭與鏢牛鏡頭，當時的拍攝真的將人手、腿肉挖下去）。哥廷根大學重新發行時，將後半段太陽出來了拿掉了。九二年之後，雲南大學開始從事影視人類學的紀錄片工作。在福建影視公司（目前自己開東宇影視有限公司）一個有文化眼光的企業家肖鋒（作音樂帶與VCD）的支持下，拍攝了一系列民族志紀錄片。《普吉和他的情人》是最早的一部（拍攝時間1992-1994年，長度69分），當初考慮趣味性（奇風異俗），因此決定了這個題材。這是一部表現哈尼族支系弈車人「車埃關係」的紀錄片，車埃，是長住娘家的一種風俗，女子結婚後仍住娘家，直到小孩初生之後再到婆家居住。男女雙方各自保有自由的情人關係（以感情為基礎、關係可長可短），但是，一旦女方有了小孩（不管是誰的），女方就得停止車埃關係。本片曾參加過德國「第二屆格廷根國際民族學電影節」、瑞典「第十五屆NAFA電影節」、英國皇家人類學學院人類學電影節（1994年）、葡萄牙里斯本國際紀錄片電影節（1996）等國際電影節。
《走進獨龍江：獨龍族及其生存環境》（拍攝時間：1993年10-11月長度100分，BATACAM SP），獨龍族人口約為四千人，位於雲南、西藏、緬甸邊境的喜馬拉雅山麓的高山峽谷地區。要進入獨龍江必須翻越高四千多公尺的高黎貢山雪山，而這裡每年有半年封山，等於一個與世隔絕的神秘國度。解放前穴居，解放後被遷居到河谷兩岸，生物資源豐富，在此世界獨有植物共173種，然而人類在此生存條件極為困難。死一個人太容易了，死亡率甚高，不是病死就是掉進江裡淹死。本片有一位出身獨龍族的年輕學者李金明參與民族學的部份。此外還有《拉木鼓的故事》（1992年春天拍攝，60分），是關於佤族的故事，有延續五七年製作的《佧佤族》的意味。《拉祜族的宗教信仰》（1992年春節前後拍攝，50分），一個關於原始宗教與基督教的民間信仰故事。在主張無神論的中國社會，這是一部十分珍貴的紀錄片。《綠色基諾山》（1992年底拍攝，45分），拍攝西雙版納景洪縣基諾鄉的基諾族的一次集體狩獵與基諾山豐富的野生植物。《峽谷人：怒江峽谷的栗粟族》（1993年底至1994年初拍攝，71分28秒），記錄生活在怒江峽谷的栗素族獨特的風俗。《佳齊左瑪和她的母系社會家庭》（136分32秒），瀘沽湖邊的摩梭族村落的母系社會的故事。
目前雲南大學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一共已拍了八部紀錄片，然而截至目前為止完全沒有回收，像這種片子如何發行實在是傷腦筋的事情。范志平教授特別指出，他十分明白電視台所播出的節目都是主流節目，民族志紀錄片是即為非主流的東西，因此他雖然專職在雲南電視台，卻得將民族志影片放在學校的研究機構。到雲南大學觀看范志平教授與郝躍駿（雲南社科院）合作拍攝的系列民族志紀錄片很令人感到興奮，也是幾天來最有影視人類學感受的交流活動。范教授十分明白目前無法將這種紀錄片打入商業體系，因此他將工作重點放在參與國際人類學紀錄片之比賽。他有十分深厚的反省能力，也十分謙虛，然而因為有相當豐富的國際經驗，因此也具有十分敏銳的社會批判力。觀感紀錄片的觀摩、交流當是這回拜訪的最重要目地。以往我只管自己從事台灣人文環境的影視記錄，沒想過中國大陸的紀錄片問題，如今很快速地瀏覽一遍，感覺他們的確有一群人努力想把紀錄片推像一個高度。紀錄片對我而言並不是工作的全部，而視我為了完成地方文化或社區價值的一種工具，也就是說，紀錄片讓我有機會直接面對拍攝對象，讓我有機會直接和拍攝對象從事面對面的社區文化運動，也透過紀錄片產生緊密的互動過程。中國的紀錄片也是在近幾年才發展起來的新興產物，原動力應該是整個社會逐漸朝向更進一步開放改革的需要。每天中央電視台都可以看到好幾次的相關節目，再加上他受歡迎的程度，可見整個中國社會愈來愈想看到自己的真實面。紀錄片的製作也逐漸成為風潮，除了電視台（從中央台到地方台）紀錄片的製作成為重要的工作項目之外，民間也有不少優秀的紀錄片人才投身獨立製作的行列。從令一個角度看來，紀錄片所引起的社會求真訴求，正是社會改革的一個萌芽點，有心於社會改革的文化人，紛紛投身這個受到允許的媒體，把自己滿腔的期許灌注在這條仍舊在走鋼索的進步之路上。（1998.6.15初稿）
屋頂上的客家 / 陳板
屋頂上的客家
台北客家街路文化節
陳板 . 1998 .5/8
台北市客家街路文化節獲得7-ELEVEN的贊助，成為企業贊助的案例，並將活動內容刊登在7-ELEVEN印製的「社區漫遊 '98」專刊上，擺放在全國各地的7-ELEVEN展示架。許多從事文史工作的朋友都收到了這個訊息，一方面對近年企業贊助文化活動逐漸形成風潮感到興慰，一方面則對台北市內竟然有客家聚落感到好奇。
台北市區之內有客家人集中的「客家庄」，早已是客家界的共識，然而，對於其他族群而言，卻很難想像台北城和客家族群有什麼關連，一般人所認識的台北城市族群關係一直停留在泉漳械鬥的緊張氣氛，對於客家人或者原住民這樣的邊緣弱勢，很難放進台北城市族群關係的思考脈絡之中。按理客家人的公共事務只有客家人關心，然而，今年的客家街路文化節竟然是由福佬友族朋友發起的。阿扁市長是個有趣的例外，客家鄉親正在流傳一句話，「阿扁不是客家人，可是卻比歷任客家籍裔的台北市長（如吳、李等著名的客裔政治人物）更照顧客家。」說實話，這樣的傳聞對某些客家人而言並不光榮，客家文化的存續得靠他族人士的推動，難免讓他們的自尊心受到侵襲!
然而，如果更仔細地分析，會發現，其實阿扁市長所做的事應算是選舉諾言，為了回應客家鄉親在其競選期間所提出的文化要求，卻也因此創造了台北客家文化運動的新里程碑。由這回客家街路文化節的舉辦，也提供了弱勢族群推動文化運動的新模式，換句話說，新的文化政治學，將不會是簡單的「客家人為客家人服務」的邏輯，「台北那麼多客家人卻選不出一個客家市議員」其實只是一個欠缺社區共同體意識考量的政治迷思。阿扁市長推動客家文化，宣告一個新政治時代的來臨，期許未來有更多類似的例子，不但是福佬推動客家運動，也會有客家推動原住民運動，不同的族群相互欣賞、相互提攜，讓台灣社會多元文化的政治現實有更積極的表現。
台北客家
客家人在台北已有三百年以上的歷史（例如內湖陳家、公館廖家），然而，這群「台北客家原住民」多半融入福佬社群之中，變成「福佬客」，族群認同愈來愈淡薄。目前我們討論的台北客家，屬於戰後的二次移民。近四、五十年來，因為城鄉移民運動愈來愈激越，桃竹苗地區的客家人紛紛離開農村「原鄉」，進入大台北都會區，因為族群文化的陌生與誤解，客家人起初並不見容於其他族群，離鄉背井的客家鄉親為了取得一絲絲族群溫暖，因而形成客家人據庄而居的現象。在都市邊緣地區，如南機場附近的克難街、三張犁附近的通化街、松山附近的五分埔，漸漸成為北遷客家人的跳板，親戚牽親戚、朋友引朋友，只要能有一席之地遮風避雨，遷徙便能成立。
以今年（1998.5.23-24）舉辦客家街路文化節的通化街為例，通化街原為一處潮濕的濫仔地，老一輩的人甚至說「通化街原為一個大埤塘」，既不適合耕種也不適宜居住，物質環境比起客家人的桃竹苗原鄉實在相差甚遠，例如，因為地勢較低每做大水居家經常淹水，可是可供耕作的農田卻位於缺水的高地，必須踩水車才能取得灌溉用水，過來人每每提起往事都不勝欷噓。雖然如此，卻也因為有相當多元的謀生機會，因而吸引客家人前仆後繼湧入而成庄。
尤其羅斯福路拆遷之後，市政府為了安遷戶所營造的簡陋竹造寮屋，雖然無法滿足福佬籍的安遷戶，卻給窮困的客家人一次進入城市的機會，客家人不敢嫌棄惡劣的通化街居處環境，一間一間從原來的福佬屋主手上頂讓下來。終於變成著名的「客家街路」，據說在菜市場買菜用客家話都說得通，據說用客家話買五金建材能打折，據說連當地的信仰中心「通化福德宮」，曾一度被福佬人稱為「客家廟」。種種的「據說」，在客家街路文化節期間都成為可以切身領略的文化氛圍。
如果客家人果真驕傲到想要建立自己的族群王國，恐怕就不會有今天的通化客家街路，很可能因為過激的族群關係，不同族群之間早就打起來了；通化街客家街路的形成與其說是基於族群自尊心，不如說是緣於委曲求全的生存哲學。通化街的客家人個個都是溝通高手，不但擁有十分驚人的語言學習能耐，也很能照顧到他人的想法，也有許多人為了爭一口氣，能夠忍人所不能忍，以長時間的拼命和努力，去證明自身與族群的優越性。
台北的客家人，因為和其他族群有充分的互動關係，已和原鄉客家形成不同的性格表現，原鄉的「硬頸」，如今變成「圓融」。為了適應新環境，也逐漸放棄原鄉的居住習慣，熟悉都會的居住文化。甚至連信仰習慣也有因地制宜的現象，連祖先牌位也慢慢遷上台北，然而，對於一年一度的掛紙（掃墓）祭祖，卻十分堅持，使得多數人一年至少仍能回鄉一次，感受家族的集體力量。只不過年輕的一代對於上一代人的祖先認同觀念，似乎漸行漸遠，未來的城市客家恐怕又將有更大的變異性了!
劉霖港的故事：空中菜園、有機蔬菜
劉霖港先生現年八十一歲，四十年前從新竹縣的新埔北遷，老家雖然還有屬於自家的居所，可是祖傳的耕地卻被一次大水沖走，變成沒有田產的人，為了謀生，曾跟隨工頭替人割稻，從中壢往北一直往上割，板橋、台北、萬華，甚至三張犁、六張犁，都曾經有劉先生參與的割稻隊伍的蹤跡。
初上台北時，先到新店大坪林劉姓宗親家暫時落腳，夫妻兩個加上兩個小孩四個人就住在劉家人廳下一角，免租金，一方面和屋主一起種菜，收成挑到公館、古亭市場去賣，一方面幫忙屋主耕田割稻，每天都一樣，人叫什麼就做什麼，想想家鄉生活艱苦，不做事沒得吃，因此什麼工作都得接。除了耕田種菜，農閒時還到新店溪畔採砂石，而且還得等到交了貨才能給錢。
離開大坪林極不穩定的生活之後，和當時相識的湖口人一起到現在的東方中學附近租地耕田（憲兵隊的地）。最初的居所採取鄉下看守禾埕的「禾寮」，用竹子和稻草作成拱形的臨時建築，兩家人一人住一頭，僅僅能遮風避雨。原以為有田耕作一定可以生活得不錯，沒想到租到的田卻是高崗田，必須踩水車才能取得灌溉用水。一年後地主收回充作他用，劉先生家人領取微薄的移徙費，一邊改行當泥水小工，一邊準備在通化街附近買地，為了便宜（零售每坪一百二，整塊地算一百）約了四個客家鄉親人共同購買福佬林姓地主的農地當建地，每戶丈二見方，四戶人家磚牆瓦頂，總算有自己的固定居所。
當時附近還都是農田，羅斯福路的安遷計畫還是後事。往四周望去，仍是一個田寮一個竹圍、一個田寮一個竹圍，沒想到幾年後全變成了高樓大廈。
在東方中學高崗地一起耕田的朋友先轉到南門市場工作，劉先生打零工的生活也沒過多久，就接受朋友的建議到南門市場從事市場管理工作，一待就是二十五年。南門市場內很多客家人，彼此之間也能相互照顧。期間，紅磚矮屋住過二十多年之後，建築商找來合建，劉家分到七樓公寓的頂樓，早早就按算好準備在屋頂上種菜。
從南門市場退休之後，劉先生的工作就是每天到青年公園長青會唱山歌，以及在屋頂菜園種菜。他也知道台北很多人在屋頂上種菜，也看過有媒體報導過屋頂菜園，可是他覺得自己的菜園不輸他人，不知道為什麼沒人報導他家的菜園？
七樓是住家部份，有客廳、餐廳、廁所和三間臥房，頂樓加建鐵屋有一間是劉先生的臥房兼書房，半室外空間堆滿了打包的泥土與油漆桶，室外為菜園，除了種蔬菜之外還種果樹，陽台部份也以不鏽鋼作成書架形的菜圃，可惜陽光不足無法栽種好陽性的蔬菜，如今則種植好陰性的藥草。
大概為了充分利用難得的空間，劉先生的二公子還為父親在鐵屋頂上加裝不鏽鋼架，在傾斜的鐵皮屋頂上，順著坡度擺滿了從市場帶回來的保力龍魚箱，魚箱盛滿從鄉下挖來的泥土，種植著荷蘭豆、白菜、大菜等等。一爬上屋頂乍見劉家菜園，還以為來到新竹鄉下山排下的農家菜圃!
更令人興奮的是，所有的蔬菜都是有機蔬菜。原來，擺在屋簷下架成一大落的油漆桶內裝的都是老先生夫婦的「天然肥料」，油漆桶是當油漆師傅的兒子用過的「廢棄物」，種菜的人工則是老人家在退休之後的「餘暇」。啊哈!原來傳統的客家勤儉精神就在台北城市的屋頂菜園!劉先生並不是因為近年的流行，才開始種植有機蔬菜，而是來自一種客家的古老傳統，一種合乎廢棄物再利用的環保觀念，看來，客家人早就對有機蔬菜的現代價值瞭若指掌了!
新的都市客家文化運動
自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萬個台灣客家人走上街頭爭取母語發音權，撐起了客家運動的大纛，至今已過了十年。十年內，客家的處境的確大有改善，無論是官方所許諾的客語新聞播報、客家電台、母語教學，還是客家人本身的族群自覺與認同，台灣社會的族群寬容度似有一天高過一天的趨勢。
客家運動雖然說已經蔓延到全台灣，然而，運動的發動機卻在台北市。台北市的客家菁英，切身感染到當時本土運動、社會運動與原住民運動的蓬勃氛圍，也察覺到自身的族群危機感，因而一步一步地推動客家運動。
如今，整體的族群互重氣氛已有初步的成果，可是，客家的運動似乎也有愈來愈窄化的現象，將客家簡化成說客語、唱山歌，或許有運動的策略考量，然而卻也是十分偏頗的文化再生方案。
通化街的街路客家文化調查工作，提供了一次不同面向的客家觀察與研究方向。客家的研究向來注重源流，好像除了中原傳統之外，其餘的全都不用談了，這樣的研究方向也影響客家人的族群觀，甚至處事觀，造成客家人十分輕忽地域傳統，卻誇大了幾乎無法做物質性考究的中原傳統。輕忽地域傳統，可以算是一種社區化的反動思潮，輕忽切身的，重視遙遠的，輕忽現代的，重視古老的，成為普遍的客家研究或談論興趣。這個現象造就了客家的「脫時空性」，現實的生活因此變成毫無價值，當然也不會成為提供未來生命方向的研究素材。
通化街客家街路調查，以常民百姓的個人生命史為主軸，集結眾人的個人生命史方才鋪陳出整體的通化街客家街路史。我們可以發現《台北客家街路史：通化篇》之中，一方面存在著客家人本身的教條認定，一方面也流露出極為真實的台北在地客家生命經驗；既可以看到口述者的刻板，也可以看到客家新生代（訪談者）對客家認識的迫切需要。不同的訪談者也透露了各自的意識形態，當然受訪者也因此而有所發揮也有所隱瞞。
客家街路文化節工作小組在人員匱乏與經驗欠缺的情形下，仍能勇敢地任事，也隱隱然地提出了新的客家研究取向，最令人興奮。就把不足之處，就當作是在準備不週的處境下拋出去的「磚」，希望能引出專家前輩的更完美的「玉」!
有人說台北都市的客家，已成為真正的台灣客家重鎮，桃竹苗與六堆客家一方面人口已經嚴重外移，一方面菁英盡失，慢慢成為純粹的鄉愁記憶中心，真能推動台灣客家運動的人恐怕又過渡集中在大台北都會區!如何在兩個矛盾之間找到第三條出路，應該是新的都市客家文化運動必要的思考方向。（1998.5.8）
台北客家街路文化節
陳板 . 1998 .5/8
台北市客家街路文化節獲得7-ELEVEN的贊助，成為企業贊助的案例，並將活動內容刊登在7-ELEVEN印製的「社區漫遊 '98」專刊上，擺放在全國各地的7-ELEVEN展示架。許多從事文史工作的朋友都收到了這個訊息，一方面對近年企業贊助文化活動逐漸形成風潮感到興慰，一方面則對台北市內竟然有客家聚落感到好奇。
台北市區之內有客家人集中的「客家庄」，早已是客家界的共識，然而，對於其他族群而言，卻很難想像台北城和客家族群有什麼關連，一般人所認識的台北城市族群關係一直停留在泉漳械鬥的緊張氣氛，對於客家人或者原住民這樣的邊緣弱勢，很難放進台北城市族群關係的思考脈絡之中。按理客家人的公共事務只有客家人關心，然而，今年的客家街路文化節竟然是由福佬友族朋友發起的。阿扁市長是個有趣的例外，客家鄉親正在流傳一句話，「阿扁不是客家人，可是卻比歷任客家籍裔的台北市長（如吳、李等著名的客裔政治人物）更照顧客家。」說實話，這樣的傳聞對某些客家人而言並不光榮，客家文化的存續得靠他族人士的推動，難免讓他們的自尊心受到侵襲!
然而，如果更仔細地分析，會發現，其實阿扁市長所做的事應算是選舉諾言，為了回應客家鄉親在其競選期間所提出的文化要求，卻也因此創造了台北客家文化運動的新里程碑。由這回客家街路文化節的舉辦，也提供了弱勢族群推動文化運動的新模式，換句話說，新的文化政治學，將不會是簡單的「客家人為客家人服務」的邏輯，「台北那麼多客家人卻選不出一個客家市議員」其實只是一個欠缺社區共同體意識考量的政治迷思。阿扁市長推動客家文化，宣告一個新政治時代的來臨，期許未來有更多類似的例子，不但是福佬推動客家運動，也會有客家推動原住民運動，不同的族群相互欣賞、相互提攜，讓台灣社會多元文化的政治現實有更積極的表現。
台北客家
客家人在台北已有三百年以上的歷史（例如內湖陳家、公館廖家），然而，這群「台北客家原住民」多半融入福佬社群之中，變成「福佬客」，族群認同愈來愈淡薄。目前我們討論的台北客家，屬於戰後的二次移民。近四、五十年來，因為城鄉移民運動愈來愈激越，桃竹苗地區的客家人紛紛離開農村「原鄉」，進入大台北都會區，因為族群文化的陌生與誤解，客家人起初並不見容於其他族群，離鄉背井的客家鄉親為了取得一絲絲族群溫暖，因而形成客家人據庄而居的現象。在都市邊緣地區，如南機場附近的克難街、三張犁附近的通化街、松山附近的五分埔，漸漸成為北遷客家人的跳板，親戚牽親戚、朋友引朋友，只要能有一席之地遮風避雨，遷徙便能成立。
以今年（1998.5.23-24）舉辦客家街路文化節的通化街為例，通化街原為一處潮濕的濫仔地，老一輩的人甚至說「通化街原為一個大埤塘」，既不適合耕種也不適宜居住，物質環境比起客家人的桃竹苗原鄉實在相差甚遠，例如，因為地勢較低每做大水居家經常淹水，可是可供耕作的農田卻位於缺水的高地，必須踩水車才能取得灌溉用水，過來人每每提起往事都不勝欷噓。雖然如此，卻也因為有相當多元的謀生機會，因而吸引客家人前仆後繼湧入而成庄。
尤其羅斯福路拆遷之後，市政府為了安遷戶所營造的簡陋竹造寮屋，雖然無法滿足福佬籍的安遷戶，卻給窮困的客家人一次進入城市的機會，客家人不敢嫌棄惡劣的通化街居處環境，一間一間從原來的福佬屋主手上頂讓下來。終於變成著名的「客家街路」，據說在菜市場買菜用客家話都說得通，據說用客家話買五金建材能打折，據說連當地的信仰中心「通化福德宮」，曾一度被福佬人稱為「客家廟」。種種的「據說」，在客家街路文化節期間都成為可以切身領略的文化氛圍。
如果客家人果真驕傲到想要建立自己的族群王國，恐怕就不會有今天的通化客家街路，很可能因為過激的族群關係，不同族群之間早就打起來了；通化街客家街路的形成與其說是基於族群自尊心，不如說是緣於委曲求全的生存哲學。通化街的客家人個個都是溝通高手，不但擁有十分驚人的語言學習能耐，也很能照顧到他人的想法，也有許多人為了爭一口氣，能夠忍人所不能忍，以長時間的拼命和努力，去證明自身與族群的優越性。
台北的客家人，因為和其他族群有充分的互動關係，已和原鄉客家形成不同的性格表現，原鄉的「硬頸」，如今變成「圓融」。為了適應新環境，也逐漸放棄原鄉的居住習慣，熟悉都會的居住文化。甚至連信仰習慣也有因地制宜的現象，連祖先牌位也慢慢遷上台北，然而，對於一年一度的掛紙（掃墓）祭祖，卻十分堅持，使得多數人一年至少仍能回鄉一次，感受家族的集體力量。只不過年輕的一代對於上一代人的祖先認同觀念，似乎漸行漸遠，未來的城市客家恐怕又將有更大的變異性了!
劉霖港的故事：空中菜園、有機蔬菜
劉霖港先生現年八十一歲，四十年前從新竹縣的新埔北遷，老家雖然還有屬於自家的居所，可是祖傳的耕地卻被一次大水沖走，變成沒有田產的人，為了謀生，曾跟隨工頭替人割稻，從中壢往北一直往上割，板橋、台北、萬華，甚至三張犁、六張犁，都曾經有劉先生參與的割稻隊伍的蹤跡。
初上台北時，先到新店大坪林劉姓宗親家暫時落腳，夫妻兩個加上兩個小孩四個人就住在劉家人廳下一角，免租金，一方面和屋主一起種菜，收成挑到公館、古亭市場去賣，一方面幫忙屋主耕田割稻，每天都一樣，人叫什麼就做什麼，想想家鄉生活艱苦，不做事沒得吃，因此什麼工作都得接。除了耕田種菜，農閒時還到新店溪畔採砂石，而且還得等到交了貨才能給錢。
離開大坪林極不穩定的生活之後，和當時相識的湖口人一起到現在的東方中學附近租地耕田（憲兵隊的地）。最初的居所採取鄉下看守禾埕的「禾寮」，用竹子和稻草作成拱形的臨時建築，兩家人一人住一頭，僅僅能遮風避雨。原以為有田耕作一定可以生活得不錯，沒想到租到的田卻是高崗田，必須踩水車才能取得灌溉用水。一年後地主收回充作他用，劉先生家人領取微薄的移徙費，一邊改行當泥水小工，一邊準備在通化街附近買地，為了便宜（零售每坪一百二，整塊地算一百）約了四個客家鄉親人共同購買福佬林姓地主的農地當建地，每戶丈二見方，四戶人家磚牆瓦頂，總算有自己的固定居所。
當時附近還都是農田，羅斯福路的安遷計畫還是後事。往四周望去，仍是一個田寮一個竹圍、一個田寮一個竹圍，沒想到幾年後全變成了高樓大廈。
在東方中學高崗地一起耕田的朋友先轉到南門市場工作，劉先生打零工的生活也沒過多久，就接受朋友的建議到南門市場從事市場管理工作，一待就是二十五年。南門市場內很多客家人，彼此之間也能相互照顧。期間，紅磚矮屋住過二十多年之後，建築商找來合建，劉家分到七樓公寓的頂樓，早早就按算好準備在屋頂上種菜。
從南門市場退休之後，劉先生的工作就是每天到青年公園長青會唱山歌，以及在屋頂菜園種菜。他也知道台北很多人在屋頂上種菜，也看過有媒體報導過屋頂菜園，可是他覺得自己的菜園不輸他人，不知道為什麼沒人報導他家的菜園？
七樓是住家部份，有客廳、餐廳、廁所和三間臥房，頂樓加建鐵屋有一間是劉先生的臥房兼書房，半室外空間堆滿了打包的泥土與油漆桶，室外為菜園，除了種蔬菜之外還種果樹，陽台部份也以不鏽鋼作成書架形的菜圃，可惜陽光不足無法栽種好陽性的蔬菜，如今則種植好陰性的藥草。
大概為了充分利用難得的空間，劉先生的二公子還為父親在鐵屋頂上加裝不鏽鋼架，在傾斜的鐵皮屋頂上，順著坡度擺滿了從市場帶回來的保力龍魚箱，魚箱盛滿從鄉下挖來的泥土，種植著荷蘭豆、白菜、大菜等等。一爬上屋頂乍見劉家菜園，還以為來到新竹鄉下山排下的農家菜圃!
更令人興奮的是，所有的蔬菜都是有機蔬菜。原來，擺在屋簷下架成一大落的油漆桶內裝的都是老先生夫婦的「天然肥料」，油漆桶是當油漆師傅的兒子用過的「廢棄物」，種菜的人工則是老人家在退休之後的「餘暇」。啊哈!原來傳統的客家勤儉精神就在台北城市的屋頂菜園!劉先生並不是因為近年的流行，才開始種植有機蔬菜，而是來自一種客家的古老傳統，一種合乎廢棄物再利用的環保觀念，看來，客家人早就對有機蔬菜的現代價值瞭若指掌了!
新的都市客家文化運動
自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萬個台灣客家人走上街頭爭取母語發音權，撐起了客家運動的大纛，至今已過了十年。十年內，客家的處境的確大有改善，無論是官方所許諾的客語新聞播報、客家電台、母語教學，還是客家人本身的族群自覺與認同，台灣社會的族群寬容度似有一天高過一天的趨勢。
客家運動雖然說已經蔓延到全台灣，然而，運動的發動機卻在台北市。台北市的客家菁英，切身感染到當時本土運動、社會運動與原住民運動的蓬勃氛圍，也察覺到自身的族群危機感，因而一步一步地推動客家運動。
如今，整體的族群互重氣氛已有初步的成果，可是，客家的運動似乎也有愈來愈窄化的現象，將客家簡化成說客語、唱山歌，或許有運動的策略考量，然而卻也是十分偏頗的文化再生方案。
通化街的街路客家文化調查工作，提供了一次不同面向的客家觀察與研究方向。客家的研究向來注重源流，好像除了中原傳統之外，其餘的全都不用談了，這樣的研究方向也影響客家人的族群觀，甚至處事觀，造成客家人十分輕忽地域傳統，卻誇大了幾乎無法做物質性考究的中原傳統。輕忽地域傳統，可以算是一種社區化的反動思潮，輕忽切身的，重視遙遠的，輕忽現代的，重視古老的，成為普遍的客家研究或談論興趣。這個現象造就了客家的「脫時空性」，現實的生活因此變成毫無價值，當然也不會成為提供未來生命方向的研究素材。
通化街客家街路調查，以常民百姓的個人生命史為主軸，集結眾人的個人生命史方才鋪陳出整體的通化街客家街路史。我們可以發現《台北客家街路史：通化篇》之中，一方面存在著客家人本身的教條認定，一方面也流露出極為真實的台北在地客家生命經驗；既可以看到口述者的刻板，也可以看到客家新生代（訪談者）對客家認識的迫切需要。不同的訪談者也透露了各自的意識形態，當然受訪者也因此而有所發揮也有所隱瞞。
客家街路文化節工作小組在人員匱乏與經驗欠缺的情形下，仍能勇敢地任事，也隱隱然地提出了新的客家研究取向，最令人興奮。就把不足之處，就當作是在準備不週的處境下拋出去的「磚」，希望能引出專家前輩的更完美的「玉」!
有人說台北都市的客家，已成為真正的台灣客家重鎮，桃竹苗與六堆客家一方面人口已經嚴重外移，一方面菁英盡失，慢慢成為純粹的鄉愁記憶中心，真能推動台灣客家運動的人恐怕又過渡集中在大台北都會區!如何在兩個矛盾之間找到第三條出路，應該是新的都市客家文化運動必要的思考方向。（1998.5.8）
拆一間廟和死一條狗一樣 /陳板
拆一間廟和死一條狗一樣
──楊梅錫福宮重建案觀察手記
陳板 2000. 6/22
時維花月，寒冷漸離。迎來溫暖，接近人間。
百花含蕾，吐艷爭開，鳥舞宜人。
祝福閣府起居安適。公私迪吉，為頌可賀。
──楊梅錫福宮重建委員會
楊梅老廟要拆了
楊梅有一間老廟要拆了，消息靈通的寺廟老鳥吳嘉浪先生特地打一通電話到傳播公司，他很清楚我們會關心這樣的議題，尤其楊梅是北台灣很重要的客家聚落，而老廟要拆除重建正是地方上十分重要的一件大事，因此出機去記錄廟宇由舊變新的過程，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影視記錄工作。
「錫福宮要拆了」，桃竹苗地方版刊登楊梅地方的信仰中心三官大帝廟要拆了，由媒體的曝光，更能感受到即將來臨的熱鬥滾滾情事。我們希望能趕在拆廟之前對錫福宮的舊廟狀況進行記錄，也想趁機對楊梅做深一層的認識。
在一個天清氣朗得有一點過火的午后，我們在彭的駕駛下，老式的裕隆車直接開進了錫福宮廟坪。
彭是楊梅人，似乎理所當然地應知故鄉事。然而，自小離鄉的他卻一再地表示，自己雖是楊梅人，而且自己的母親、弟弟一家人至今仍住在楊梅老家，可是他對楊梅的印象卻仍舊停在兒時的印象。中學之前，錫福宮是他進修「童年往事」課程的主要活動地點，可是上了中學之後，快樂的童年便隨之而逝，被升學主義所取代了，甚至連過年過節的燒香拜拜，也都由母親代表全家人。大學在台北的山上大學，畢業之後又一直待在台北謀生、創業和結婚，楊梅反倒成為他的假日休閒旅館。這樣的人生旅程，豈不正和是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共同處境？故鄉，僅止是我們的童年夢幻，並不是實體的溫暖家園！
出生地與家鄉認同
我們因為工作的關係，常常要表明自己的身份，而出生地是自身身份很合理的特徵，彭在楊梅出世，所以自稱楊梅人，我出世於關西，因此自稱關西人，聽者很能受這樣的自我介紹，並且很快地就能把我們和這些地方關聯在一起，但，我們反而因此感到一股疏離感，我們很快的便必須補充道，「我很小就不住在關西了！」「我現在住台北！」故鄉，在這個時刻最是陌生了！
當車子停妥在廟坪，我們一行三個田野觀察人情緒還沒定穩，便都愣在當場。怎麼保持這麼良好的廟宇竟然要拆除？怎麼看也很難讓人理解報紙為何會說錫福宮竟是「漏水、淹水和破損」呢！
我並沒有馬上拿出相機按快門。
沒有廟誌，有「新的」
我先嘗試詢問寺廟香公，是否有錫福宮的廟誌或沿革史之類的文獻資料？他答沒有。可是卻有「新的」。他遞給我兩張新印的小傳單，一張是廟宇的「重建事宜奉告眾善信士須知一覽表」，粉紅色模造紙印刷的說明書。
上面記載著廟宇重建的「序言」、「溯想」、「發起緣由」和「出火日期」、「舊廟拆缺」、「動土吉日」及營建經費，另一張則是彩色精印「楊梅錫福宮重建工程透視圖」。
我粗略地流覽之後，想向香公探詢更多的訊息，但似乎一時之間香公也不知說什麼才好，於是我便自行在廟中行禮、巡走。此刻我才拿出相機，為奉祀在正中神龕的三官大帝拍照，目的是用來比較新舊廟宇之間對於金身擺設的差異性。左側牆面上的石塊刊刻的《錫福宮沿革》吸引著我的目光，我和近來專注在民間美術的曾分頭將沿革文字，一字一句地抄錄下來。彭看過廟寺沿革之後表示，他以前來廟裡的時候，從沒有注意過這個碑文，也沒想過要去瞭解寺廟的歷史，但對廟宇的印象仍舊存在於心中，可是，似乎也不是很能肯定廟宇的舊貌是否即是當天所見的模樣。
此外，我還拍了一些張貼在錫福宮內外的各種告示，「春告」，「公告」以及特大號的像極流行於市區山野的房屋廣告的透視圖大看板、捐款人的紅榜、拆建儀式行進日程表和「重建吉課」等等。或許，這些作為，正是廟方向楊梅市街區八大里眾信士，告知廟宇即拆除的表示罷。然而，由現有的廟況看來，似乎拆除老廟重建新廟的理由卻十分勉強，漏水、木樑角皮腐朽，「同時各眾信士可知本宮係一座老廟，又矮又窄，每逢香火鼎盛時，香煙無法向外排通，……」（《重建通知》83、3、20、楊梅錫福宮重建委員會）等理由看來並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重建緣由應當是這些物質性原因之外的罷！
一代傳一代的舊料新用傳統
我還拍了一部分建築細部，在部分石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有挖除舊捐獻者芳名而刊刻新捐獻者名號的痕跡，由此可以得知，以往廟宇重建時，這些老建材們仍舊為信眾們珍視著，而一代一代承襲下來，因此，也在這樣的傳承之下，雖然廟貌隨著重建時的文化處境而有所更動，可是後代子孫仍可在重修的廟宇上查閱到自己（家族、宗親）與廟宇之間的歷史情感。
事實上，我們也可以在台灣諸多著名廟宇，看到這種老料新用的文化承傳傳統。有些廟宇，為了保留具有歷史價值的舊建材，還讓原捐獻者的後代子孫優先針對該建材提款，因此，一根龍柱上可以看到兩組或三組同一家族不同年份的捐獻名字，也在這樣的傳統之下，讓我們得以閱讀到文字之外的地方發展史。
我便以這樣的心情，含著溫馨的情緒流覽者石雕的陰影線條美感，想像著時間在這些民間藝術作品上摩挲的過程，記錄著舊建材與將來再度登上廟身時的新用途之間的關聯性！
傳統廟宇的空間安排有一定的邏輯，雖然大小廟宇之間有規模的差別，信徒多寡、勸募經費多少也影響到廟宇建設的精美程度，然而，前堂後堂該如何決定高低、如何安置金身（神像）、龍柱或在何處鑲嵌刻有（白）虎或（青）龍的石雕壁堵，都有一套襲自遙遠傳統的律則。我很關心新舊廟宇如何依照傳統的律則，將舊料新用？以往看廟宇古蹟，只看到靜態的形式展現，從未有機會看到屬於民間邏輯的拆前、拆後的古材料之再生利用的情況。我希望可以從錫福宮的改築過程，閱讀到人類在「物」的面對上的文化累積或變遷。
在我們忙碌於廟宇中四處遊走探視過程中，彭也沒有閒著，我相信，這間曾經給予他童年經驗的老廟的即將進入歷史，應當有比一個外人更多的感嘆和懷念，就像面對自己即將臨終的祖父的那種感情。彭和坐在廟右門旁接待處的香公聊了起來，大概就是搬出他對廟宇的諸種感懷情念或十分技術性的廟宇之拆建之瑣事
十七萬賣古蹟
「遽遽（快點）去準備十七萬，這間廟全部就係你的！」
彭在我巡走到香公旁時，突然轉身拋一句話給我，一時間我不明白他給我的這句無來由的句子代表什麼意思。定神之後，我藉了故把彭自香公座前引到廟外，提供一個台北的古董參考價碼給他，麗水街的的一間民藝品店，在進門處的右邊赫然展示的一座高不及腰的石打小土地廟，曾向顧客要價十五萬，依此類推，錫福宮的「古董價值」更當是天文數字了。然而，十七萬，楊梅文化竟然以十七萬的代價就被出賣了！
根據香公的報導，這個價碼是南部一個不知名的商人開出的，十七萬負責到交出空地為止。他還指出，另有一藝品商人曾來接洽，他的條件是將廟宇的廢料拆除清運到完全整平廟場為止，費用則以地面上的拆除物相抵。
大概在此兩相比較之下，廟方決定選擇南部商人，甚至還感覺平白賺進十七萬呢！
十七萬！
我不知道這場內線交易，對大部分錫福宮的信徒是如何看待的，可是，在我的內心卻感到一股心頭肉被切割的痛楚。我在刀割尚未痊癒的心情下，提議彭趕邀集楊梅人解救這座古廟的噩運，不管是地方士紳、鎮公所、基金會或學校都好，將她頂下來，不要流出楊梅！
老廟新用的想像一筆勾消
香公的一句話，把我原先的種種想法一筆勾消，沒有老廟新用了，沒有舊料新用了，也沒有物質性的記憶基礎了。也許真的正如五月廿二日出刊的地方媒體《楊梅週刊》頭條新聞所說的，「錫福宮舊廟不久之後，將在怪手的巨爪下，成為昨日黃花，新廟或許富麗堂皇，以後楊梅人要回味錫福宮原有的純樸風貌，恐怕只能在照片中尋找了。」
然而，身為楊梅人的彭卻表示，聽見這則「新聞」，整個人都軟掉，根本無法設想應對策略了。對於一個關心古蹟的外庄人，我更感到莫可奈何，但卻有一個立即的反應，當場撲向原先僅止淺淺流覽的廟宇建築，對於沈在牆角的石雕壁堵甚至跪了下來（內心沒有絲毫因姿態的不雅而有任何的不好意思），細細地重新閱讀，並敬慎地按下一回接一回的快門。此刻我的心情已由原先的輕鬆自在而肅穆了起來，彷彿在向一塊塊鑲嵌在廟身的石雕、石獅、石柱和精采木刻互道珍重，我的相機像是唸誦弔文的老和尚。
彭的童年印象也在瞬間湧了上來，他伸進石獅子的嘴巴。
「涯（我）細介時節，每擺（次）來廟肚，就要摸一下這粒石球，這粒球仔有按圓，涯也識（曾）出過力！」
事後他又表示，原先以為還有機會帶著他的兒子，承繼他的童年任務，把石獅口中的石珠，摸得更細滑更圓美，可是卻沒想到，歷史只寫到當天為止。楊梅錫福宮的歷史將在新廟落成之後，由零開始，而之前的種種，大概頂多只會記錄進新刻的錫福宮沿革而己！
彭當然不能代表所有的楊梅人，可是我對他的歷史感懷，也心有悽悽焉。
伯公山上的錫福宮
在廟內很快地巡走之後，我和曾到廟後的「伯公山」，探勘這個曾讓出廟地給三界爺的「伯公山上」。根據廟方的沿革碑的記載，原本三界廟並不在現址，而是在「現址之東北約五十公尺處」，幾歷兵燹之後，在日本時代大正元年（1912）才在地方先賢鄭步青、黃樹霖、梁娘福及胡娘火等等提議「易地改策」，「以伯公山麓福德正神為廟地」，大正5年（1926）完工時，將原先的伯公合祀於廟中，「故名錫福宮」。
由《沿革》看來，伯公山的年歲應當能承載楊梅人民的長遠歷史記憶了。
登上經過水泥整修的石級之後，滿園巨木迎面撲來，在緊靠廟背的一棵巨樟之前，豎立著一塊以卡通筆調彩繪而成的告示牌，上面呼籲庄民「請大家來共同愛護老樹」，底下則是關於樟樹的種種說明，為「台灣省政府農林廳」和「桃園縣政府」所立。
根據省農林廳於民國78年11月21日的府農技字第167185號函，所發布的「加強珍貴老樹及行道樹保護計畫」，這棵樹齡250年，胸徑1.3公尺，高15公尺的巨樟，應當是省府與縣府共同列保的「綠色鄉土文化資產」。不知這棵有250歲的老樹，是否即是當年的伯公樹？但至少由此可以想像，這塊的平緩台地上突然隆起的小山丘，與地方人民之間具有相當年份的互動關係。
巧遇古董商
偶然，造就了歷史的偉大性；偶然，也令人痛不欲生。以十七萬將錫福宮地面物全部買走的古董商，像上天賜給我的「禮物」，偶然地現身錫福宮，使我有機會面對新舊時代交替時所興起的一門新行業的運作過程。
古董商現身的目的，是拜託香公在拆廟之前替他保管廟宇的東西，依照約定，如今廟宇的所有地面物已不屬廟方，難保不會有人將之偷走……廟方人員則肯定的表示，「我認識你，別人來我絕不會讓他拿走，已經說定要給你，就會給你。」地方人的信用，並不只是白紙黑字的保證而已，有時比它更具效用。
之後，廟方人員大概為了表示自己的誠信原則，竟和古董商在廟宇內外共同研究拆廟的步驟和方法，要以什麼樣的辦法拆除，才不會損及「未來古董」，以及研究廟宇的結構是如何如何！
看在我們一行人的眼裡，幾乎不敢想像，一場古董交易，竟是在楊梅人的信仰主神三官大帝和伯公福德正神座前，赤裸裸地進行。
我們憋住滿腹的怨憤和無奈，與古董商打起交道，希望從中找尋一點贖回「古物」的可能性。原來，古董商並非南部人，而是鄰近的竹東人，而且還同樣是客家人。問他為什麼能買到錫福宮的古董？商人之妻表示，她先生和廟裡的人熟識，以前也曾買過多次古董。彭編了一個藉口，我們有一個朋友近來要蓋新房子，希望能用一些古董當裝飾，不知她要怎麼賣？她十分客氣地表示，如果有需要，可以零賣，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民藝品」，但最好還是整批一起賣。我們希望商人能開出一個明確的價碼，以便我們在擬定保留計畫時的經濟預算之需，然而，商人卻一再表示，「再說！再說！」
事後，我才發現，除了這對古董商夫妻，還有一位不懂客話的福佬人，應是同伙，他也陪在旁邊十分仔細地在廟宇裡裡外外相上相下，不知是商人的買主還是合夥人？
我們的「詭計」並沒有得逞，沒有探聽到轉手的行情價位，可卻想到了一個辦法。如果楊梅也能像大溪一樣，有一個「文化促進委員會」，主動地將鎮內的歷史文物、文獻史料保存下來，錫福宮的問題便解決了大半。
大溪保存文物的前例
大溪鎮地方人士，不分階級立場和身份，為了「重振大嵙崁固有文風氣質」而積極籌建「大嵙崁文物館」，期望將來能長期展示大溪境內的史料文獻及歷史文物，委員會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在內柵媽祖廟仁安宮老廟要拆除重建時，將廟宇的所有建材細心地拆卸下來，預備在「大嵙崁文物館」中陳列展出。
在這個鄰鎮的先例之下，我們一行人來到楊梅鎮公所，期待鎮公所有一點文化保存的意願。公所位於大成路上，全長近一公里的大成路，連接楊梅火車站與縱貫公路，是楊梅的精華地段，在歷史上有其特殊的意義。從火車站開始的六百公尺左右，有連續不斷的店亭下，大概是楊梅人的故鄉記憶中最珍貴的風雨庇所，公所便在這條長廊末端，也是昔日的輕便車站所在地。
楊梅，是一種植物的名稱，早期的楊梅，位於狹長的山壢之間，盛產楊梅種樹，因而得名「楊梅壢」，如今楊梅樹已幾近絕跡，但如今只能在公所前面看到數欉結著果實的楊梅樹，大概是為了對先祖來此開闢時，所面對的生態環境的一種悼念之情罷。
看到竟在公所大門前有楊梅樹，心中頓時升起一股希望，能重現歷史生態古蹟的楊梅鎮公所，應當不會忽視同為先祖前來拓墾時所創建的信仰中心之歷史文化罷！
可惜，彭所熟識的公所秘書公出，無法立即洽談此事。眾人回到錫福宮各討了一杯老茶水，算是當天的請願過程的中場休息。
「老的不一定不好，但是現代人都要新的，又有什麼辦法？」
在「飲茶共和國」的時序推向九０年代，生鮮甜甘的高山茶時代攻佔台灣的飲茶習慣，想喝前行代的「老茶」的人，大概僅能在廟宇的奉茶茶桶中尋去了。三界爺賜給我一杯屬於童年阿公圓桌頂上遙遠如夢的茶香味。這股古蹟茶味使我又鼓起精神再和香公打交道。香公很感慨地表達他的「個人意見」，「其實，老的東西並不一定不好，但是如今大家都想要新的，又有什麼辦法呢？」他還表示，想知道怎麼決定廟宇重建的詳情，可以直接到廟旁的重建委員會。
重建委員會的編制和管理委員會的人員大體相仿，但因增加了重建的工事以及與之互相搭配的祭典儀式而添加了責任分工。其實，如果先脫開古蹟文物的問題不談，這樣的組織，正是凝聚地方共識，展現民間命運共同體力量的理想架構啊！
懸掛在重建委員會臨時辦公室牆面的是以毛筆書寫在粉紅壁報紙上的各式報表，在精心裝裱的海報上，有重建委員及工作人員的名單、工作分配表、職責表以及「重建五大原因」、「五大目標著想」、「六大步驟」和信眾鄰里人口統計表。
我們走進來時，兩位老先生正在忙著寄發邀請帖，對表明想瞭解廟重建事宜的詢問，兩位老者同聲指向開瓦斯行的溫總幹事。我們並不急著去找頭人，倒希望能多聽聽地方人士的談論意見。據廟方香公表示，錫福宮的重建提案，三年前就開始，歷經三年多的爭論才確定正式成立重建委員會，從事重建工事諸多事項。我刻意反問，為何竟要費去三年時間才做出這麼簡單的結論？本來期望他們能因而透露出某些反對的聲音或打探出反對人士的成員，可是我卻得到另一個方向的答案，「錢不夠！」「一億五千萬不是小數目！」
重建廟宇的「道理」
此外的談話，幾乎是牆上的各種宣言和標語的口語版，在此特地將三個關鍵的條文抄錄下來。
本宮重建五大原因
一、屋瓦鬆動每逢下雨處處漏雨。
二、木樑角皮腐朽而致數次屋瓦鬆塌。
三、電線過小常漏電致失火數次。
四、地方繁榮信徒大增逢年過節無法容納。
五、鄰近寺廟全部改建本宮老舊面積又窄又矮必需（須？）要重建。
本宮重建五大目標著想
第一想，做一座百年大計理想的大廟宇。
第二想，外觀莊嚴堂皇宮內寬敞美麗。
第三想，地下室可容納一千人活動並供信徒民眾使用。
第四想，重建完成後為本鎮人民信仰中心。
第五想，重建完成為全省最大的三官大帝宮廟。
本宮重建六大步驟
一、 評估整理：考察參觀拜訪各寺廟吸收全省大廟宇資料。
二、 擬定計畫：取得其他廟宇優點規劃出本宮藍圖草案。
三、 開會檢討：會議檢討各項各種專案分析優缺點。
四、 會議溝通：不同意見互相協調互相交換議（意？）見。
五、 達成共識：同心協力團結合作一體精神。
六、 共同目標：理想原則信心效力負責敢擔當清白公正處事完成最大使命。
最後，還有一段加了三個紅圈的「尾聲」，「本宮重建係經過萬全之計畫，精一（益？）求精思考數載之久，只求成功不許失敗，應盡心盡力為著地方增榮，達成任務。」
我願意相信，重建委員會真的是竭其所能地思考著為地方增榮的計畫，也毫不懷疑其誠意。只不過，換了一個角度看時，新案的計畫卻不完全像委員會所聲稱的是「萬全之計畫」了。
不負責任的高雄建築師
我們試探地和兩位老者討論新建廟宇的設計。他們表示，這是重建委員會在全省巡迴參觀之後所得到的最佳結晶，建築師是高雄人，可是卻不知姓名。我很好奇，這位未署名的高雄建築師，是如何和委員會溝通他的設計構想的，這座號稱「全省最大的三官大帝宮廟」又是透過怎麼樣的思考邏輯產生出來的，建築師有沒有瞭解楊梅的地方特性，有沒有看過老廟，有沒有弄清楚建築基地有多大，這麼大的超級巨廟放在楊梅適不適當呢？
建築師應當有其專業的敏感度，可以判斷空間尺度的優劣，可是對於一般人而言，對現代建築（甚至傳統建築）的空間掌握、圖面的式樣和實際的感受之間常有自己控制不住的巨大落差，因此，建築師實有必要提供自身的專業經驗，預告未來的模樣。
我曾對這個新設計案，探問地方人士，未來的廟會是什麼模樣？可是所得到的答案只有「很高」「很大」這種空泛的概念，實際的空間尺度，甚至詳細的用途幾乎沒有人能說得出來。耗資一億五千萬的鉅款，興建的地方公眾建築，卻不為地方人士瞭解其實際的效用，這到底是誰的責任呢？
「沒唔著（沒錯），新廟比老廟大多咧，頭前會比原來介較突出兜仔，後背會佔忒兜（佔掉一點）伯公山，乜要徙走六頭樹仔！」
起新廟要砍老樹
老先生也有他們自己的看法，他們能感受到的是影響到他的經驗法則的部分，廟坪廣場將會比原先小，後山伯公山將削去一部分，以及伯公山將會有六棵巨樹被移走（能活嗎）。這些都是十分實際的問題，也是不容忽略的問題，就其中的六棵樹而言，三棵樟樹三棵樹都是參天巨木，其中一棵正是那棵受省、縣政府共同立告示要保護的250歲的「珍貴樹木」巨樟樹！
對老先生而言，這些巨樹要移往何處，如何移以及能不能保證活著，就不是他們所瞭解和關心的了，也不用說，移走六棵老樹的伯公山還有沒有原先的風水來龍的靠倚作用，更不用說，人與樹之間的深刻互動過程的記憶再現之問題了！
省農林廳的保護計畫，大概就是為了促成後代子孫與老樹的溝通過程，進而透過老樹讓後生能和先前曾與老樹發生關係的祖先進行對話罷！這是前後不同世代楊梅人之間，因為同一個信仰中心的一棵老樹所引起的跨越時空的對話呀
老樹的價值在於無價
我知道，這種「用途」，實在很難在科學昌明又注重實際效果的現代楊梅說得清楚。在如今的處境之下，幾棵樹怎能和相當於八層樓高的新錫福宮相比較呢？然而，作為一個現代人，除了汲及於現實生活中力爭上游，為自身取得優渥的社會處境之外，同時，也當反省到日漸匱乏的精神生活是如何地悄悄溜過自己的身側？
楊梅在都市化過程中，大量湧入外來人口，反倒使得在地楊梅人淪為少數民族，而都市化的諸多「務實」績效，也使這群少數民族的認同目標轉了風向。在我們的訪談過程中，除了極少數的老人家，大概因為先天的局限，還維持著母語──客語與我們這群後生仔談話，絕大多數年輕世代的楊梅人及為數不少的老人家，都在我們的客語詢問之後，轉成「國語」作答。對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客家老鎮來說，現代楊梅似乎和她的傳統文化分道揚鏕了！
在本土教育已呼喊出雙語的風氣中，楊梅鎮公所也跟上了潮流，而在大門張貼著「濃濃原鄉情」的客家戲演出海報，甚至還推出「鎮長杯」的客語兒童故事比賽等等回溯本土文化的活動。我們在這些跡象的鼓舞之下，和公所約定時間再度來到楊梅，算是提供一個文化觀察者的個人見解罷。
到楊梅鎮公所求救
我們將大溪的大嵙崁文化促進會章程和保留錫福宮的歷史文物之意見，提供給接待我們的曾秘書。曾秘書代表當天臨時去接受優良社區獎的宋鎮長接見我們，我心想：能獲得優良社區榮譽的楊梅鎮，應該很能認同我們的企圖才對。
然而，接下來的交涉過程，我們卻吃了一個大敗仗。
曾秘書是個精力旺盛的地方公務員，由他和鎮民的溝通過程中，使人感受到一股產生自地方的熾熱生命力。他接下我們的提案時表示，保存廟宇文物的意見十分有價值，然而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是見仁見智的事情，對這些文物，有人認為是珍貴的寶貝，卻有人認為是無用的垃圾。因此，如果由公所編了預算把它買下來，很可能代表會的同仁會表示，花費那麼多經費買一堆垃圾幹什麼！以他個人的立場，「也同意你們文化工作的人」所說的錫福宮的文物具有歷史價值，可是卻不能因此當作公所的施政措施。
死一條狗也要公所出面
他同時指出，公所的行政事務包羅萬象，宗教只是其中一個小項目，古蹟維護更不是公所所能承得了的業務，也沒有這方面的才能。公所平時要處理的事務龐雜無比，連一條狗死掉都要公所出面。他舉了一個例子，當我們和他剛開始談話時，一通電話把他拖了出去，談了老半天的事即是一個地主反對造橋之事，他表示，造橋舖路是一件好事啊，而且公所也經過提案、計畫、編預算、發包和動工等合法手續，可是這位地主卻另有意見認為不當建造，便要求停工，真是無理取鬧。他表示，連這種案子都見仁見智，莫說要公所把毫無標準可以判定價值的老廟舊料買下來的提案了。
我們的談話在不斷切進來的電話一再被打斷，也逐漸把話題改變著，然而似乎要求公所能立即處理此案是毫無希望了。當我們另外再提二個議案，不妨參考大溪的例子，成立一個楊梅古蹟文物館或楊梅文化促進委員會，單獨專案處理本案。他立刻表達了公所的困難處，一則，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根本不可能來得及組成這類組織，另一方面，他認為，大溪的文化促進委員會是林熹達鎮長個人的一個施政方針，因此有這樣的可能性，而楊梅卻有不同的施政方針，不能相提並論。
談話到這樣的地步，已使我的溝通改成觀念的對話了。可是，難道就因為時間的緊迫，就該把這個議題丟進垃圾堆嗎？曾經陪伴楊梅人走過數代歲月的錫福宮的歷史文物，就該當這樣死得不明不白，平白地犧牲嗎？
沒有文化預算與文化專責人員的鎮公所
曾秘書又去接另一通電話之刻，我們又另多擬出一個提案。如果在這麼倉促的時間之內果真無法促成錫福宮文物的保留事宜，那麼是否可以請公所動用緊急經費或鎮長特支費用，先將廟宇文物暫時保下來，不要流出楊梅，再邀集地方人士頂下來或在下個年度編定預算將這些經費消化掉。我把這個意見交給曾秘書，請公所先墊支部分經費，算是一次緊急的暫行措施。
然而，他卻表示，鎮長並沒有特支費，公所也沒有任何文化保存方面的預算項目。因此，這個提案雖然很好，可是公所真的愛莫能助。
我們的建言，到此幾乎全軍覆沒，但曾秘書倒是很慷概地各送一本在現任鎮長任內編定的《楊梅鎮志》給我們。精裝燙金厚厚一本的鎮志把楊梅的沿革、歷史及未來希望，都以文字和圖片記載下來。然而，我卻感受到一股強烈的失落感，曾經存在於楊梅的種種人文景觀和歷史證物終將陸續地存進這類精裝的書本之中。如果楊梅人要回顧往事，似也只能在字裡行間去想像和拼貼了。
後記
後來當任的鎮公所吃上貪污官司，鎮長與秘書都去吃免錢飯。2000年6月錫福宮終於擋不住廟方人員的無知，拆除了！從我們知道這件事開始，到介入保廟，再到老廟終於拆除，前後歷經六年的時間。其間，每一回老廟有危險，我們都不免擔憂，而想一些方法救廟，許多相識不相識的朋友，都一再質疑，為什麼不再回去救廟呢，為什麼只讓梁國龍一個人孤軍奮戰呢？我知道這樣的質疑是必要的，然而，一方面我們相信梁國龍的能力，另一方面我們也替楊梅人感到惋惜，搶救錫福宮難道不是每一個楊梅鎮民的事嗎？錫福宮要拆廟，楊梅人去哪裡了，楊梅文化應該是楊梅人自己承擔的功課吧！
想到這裡，就會想到為了楊梅文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老戰友——吳金榮老先生，他為了搶救錫福宮，提早結束自己的生命，其實，他自己就是楊梅文化最珍貴的一部份，錫福宮是死了，然而，吳金榮與他的家族卻永遠活著！
全文完
──楊梅錫福宮重建案觀察手記
陳板 2000. 6/22
時維花月，寒冷漸離。迎來溫暖，接近人間。
百花含蕾，吐艷爭開，鳥舞宜人。
祝福閣府起居安適。公私迪吉，為頌可賀。
──楊梅錫福宮重建委員會
楊梅老廟要拆了
楊梅有一間老廟要拆了，消息靈通的寺廟老鳥吳嘉浪先生特地打一通電話到傳播公司，他很清楚我們會關心這樣的議題，尤其楊梅是北台灣很重要的客家聚落，而老廟要拆除重建正是地方上十分重要的一件大事，因此出機去記錄廟宇由舊變新的過程，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影視記錄工作。
「錫福宮要拆了」，桃竹苗地方版刊登楊梅地方的信仰中心三官大帝廟要拆了，由媒體的曝光，更能感受到即將來臨的熱鬥滾滾情事。我們希望能趕在拆廟之前對錫福宮的舊廟狀況進行記錄，也想趁機對楊梅做深一層的認識。
在一個天清氣朗得有一點過火的午后，我們在彭的駕駛下，老式的裕隆車直接開進了錫福宮廟坪。
彭是楊梅人，似乎理所當然地應知故鄉事。然而，自小離鄉的他卻一再地表示，自己雖是楊梅人，而且自己的母親、弟弟一家人至今仍住在楊梅老家，可是他對楊梅的印象卻仍舊停在兒時的印象。中學之前，錫福宮是他進修「童年往事」課程的主要活動地點，可是上了中學之後，快樂的童年便隨之而逝，被升學主義所取代了，甚至連過年過節的燒香拜拜，也都由母親代表全家人。大學在台北的山上大學，畢業之後又一直待在台北謀生、創業和結婚，楊梅反倒成為他的假日休閒旅館。這樣的人生旅程，豈不正和是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共同處境？故鄉，僅止是我們的童年夢幻，並不是實體的溫暖家園！
出生地與家鄉認同
我們因為工作的關係，常常要表明自己的身份，而出生地是自身身份很合理的特徵，彭在楊梅出世，所以自稱楊梅人，我出世於關西，因此自稱關西人，聽者很能受這樣的自我介紹，並且很快地就能把我們和這些地方關聯在一起，但，我們反而因此感到一股疏離感，我們很快的便必須補充道，「我很小就不住在關西了！」「我現在住台北！」故鄉，在這個時刻最是陌生了！
當車子停妥在廟坪，我們一行三個田野觀察人情緒還沒定穩，便都愣在當場。怎麼保持這麼良好的廟宇竟然要拆除？怎麼看也很難讓人理解報紙為何會說錫福宮竟是「漏水、淹水和破損」呢！
我並沒有馬上拿出相機按快門。
沒有廟誌，有「新的」
我先嘗試詢問寺廟香公，是否有錫福宮的廟誌或沿革史之類的文獻資料？他答沒有。可是卻有「新的」。他遞給我兩張新印的小傳單，一張是廟宇的「重建事宜奉告眾善信士須知一覽表」，粉紅色模造紙印刷的說明書。
上面記載著廟宇重建的「序言」、「溯想」、「發起緣由」和「出火日期」、「舊廟拆缺」、「動土吉日」及營建經費，另一張則是彩色精印「楊梅錫福宮重建工程透視圖」。
我粗略地流覽之後，想向香公探詢更多的訊息，但似乎一時之間香公也不知說什麼才好，於是我便自行在廟中行禮、巡走。此刻我才拿出相機，為奉祀在正中神龕的三官大帝拍照，目的是用來比較新舊廟宇之間對於金身擺設的差異性。左側牆面上的石塊刊刻的《錫福宮沿革》吸引著我的目光，我和近來專注在民間美術的曾分頭將沿革文字，一字一句地抄錄下來。彭看過廟寺沿革之後表示，他以前來廟裡的時候，從沒有注意過這個碑文，也沒想過要去瞭解寺廟的歷史，但對廟宇的印象仍舊存在於心中，可是，似乎也不是很能肯定廟宇的舊貌是否即是當天所見的模樣。
此外，我還拍了一些張貼在錫福宮內外的各種告示，「春告」，「公告」以及特大號的像極流行於市區山野的房屋廣告的透視圖大看板、捐款人的紅榜、拆建儀式行進日程表和「重建吉課」等等。或許，這些作為，正是廟方向楊梅市街區八大里眾信士，告知廟宇即拆除的表示罷。然而，由現有的廟況看來，似乎拆除老廟重建新廟的理由卻十分勉強，漏水、木樑角皮腐朽，「同時各眾信士可知本宮係一座老廟，又矮又窄，每逢香火鼎盛時，香煙無法向外排通，……」（《重建通知》83、3、20、楊梅錫福宮重建委員會）等理由看來並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重建緣由應當是這些物質性原因之外的罷！
一代傳一代的舊料新用傳統
我還拍了一部分建築細部，在部分石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有挖除舊捐獻者芳名而刊刻新捐獻者名號的痕跡，由此可以得知，以往廟宇重建時，這些老建材們仍舊為信眾們珍視著，而一代一代承襲下來，因此，也在這樣的傳承之下，雖然廟貌隨著重建時的文化處境而有所更動，可是後代子孫仍可在重修的廟宇上查閱到自己（家族、宗親）與廟宇之間的歷史情感。
事實上，我們也可以在台灣諸多著名廟宇，看到這種老料新用的文化承傳傳統。有些廟宇，為了保留具有歷史價值的舊建材，還讓原捐獻者的後代子孫優先針對該建材提款，因此，一根龍柱上可以看到兩組或三組同一家族不同年份的捐獻名字，也在這樣的傳統之下，讓我們得以閱讀到文字之外的地方發展史。
我便以這樣的心情，含著溫馨的情緒流覽者石雕的陰影線條美感，想像著時間在這些民間藝術作品上摩挲的過程，記錄著舊建材與將來再度登上廟身時的新用途之間的關聯性！
傳統廟宇的空間安排有一定的邏輯，雖然大小廟宇之間有規模的差別，信徒多寡、勸募經費多少也影響到廟宇建設的精美程度，然而，前堂後堂該如何決定高低、如何安置金身（神像）、龍柱或在何處鑲嵌刻有（白）虎或（青）龍的石雕壁堵，都有一套襲自遙遠傳統的律則。我很關心新舊廟宇如何依照傳統的律則，將舊料新用？以往看廟宇古蹟，只看到靜態的形式展現，從未有機會看到屬於民間邏輯的拆前、拆後的古材料之再生利用的情況。我希望可以從錫福宮的改築過程，閱讀到人類在「物」的面對上的文化累積或變遷。
在我們忙碌於廟宇中四處遊走探視過程中，彭也沒有閒著，我相信，這間曾經給予他童年經驗的老廟的即將進入歷史，應當有比一個外人更多的感嘆和懷念，就像面對自己即將臨終的祖父的那種感情。彭和坐在廟右門旁接待處的香公聊了起來，大概就是搬出他對廟宇的諸種感懷情念或十分技術性的廟宇之拆建之瑣事
十七萬賣古蹟
「遽遽（快點）去準備十七萬，這間廟全部就係你的！」
彭在我巡走到香公旁時，突然轉身拋一句話給我，一時間我不明白他給我的這句無來由的句子代表什麼意思。定神之後，我藉了故把彭自香公座前引到廟外，提供一個台北的古董參考價碼給他，麗水街的的一間民藝品店，在進門處的右邊赫然展示的一座高不及腰的石打小土地廟，曾向顧客要價十五萬，依此類推，錫福宮的「古董價值」更當是天文數字了。然而，十七萬，楊梅文化竟然以十七萬的代價就被出賣了！
根據香公的報導，這個價碼是南部一個不知名的商人開出的，十七萬負責到交出空地為止。他還指出，另有一藝品商人曾來接洽，他的條件是將廟宇的廢料拆除清運到完全整平廟場為止，費用則以地面上的拆除物相抵。
大概在此兩相比較之下，廟方決定選擇南部商人，甚至還感覺平白賺進十七萬呢！
十七萬！
我不知道這場內線交易，對大部分錫福宮的信徒是如何看待的，可是，在我的內心卻感到一股心頭肉被切割的痛楚。我在刀割尚未痊癒的心情下，提議彭趕邀集楊梅人解救這座古廟的噩運，不管是地方士紳、鎮公所、基金會或學校都好，將她頂下來，不要流出楊梅！
老廟新用的想像一筆勾消
香公的一句話，把我原先的種種想法一筆勾消，沒有老廟新用了，沒有舊料新用了，也沒有物質性的記憶基礎了。也許真的正如五月廿二日出刊的地方媒體《楊梅週刊》頭條新聞所說的，「錫福宮舊廟不久之後，將在怪手的巨爪下，成為昨日黃花，新廟或許富麗堂皇，以後楊梅人要回味錫福宮原有的純樸風貌，恐怕只能在照片中尋找了。」
然而，身為楊梅人的彭卻表示，聽見這則「新聞」，整個人都軟掉，根本無法設想應對策略了。對於一個關心古蹟的外庄人，我更感到莫可奈何，但卻有一個立即的反應，當場撲向原先僅止淺淺流覽的廟宇建築，對於沈在牆角的石雕壁堵甚至跪了下來（內心沒有絲毫因姿態的不雅而有任何的不好意思），細細地重新閱讀，並敬慎地按下一回接一回的快門。此刻我的心情已由原先的輕鬆自在而肅穆了起來，彷彿在向一塊塊鑲嵌在廟身的石雕、石獅、石柱和精采木刻互道珍重，我的相機像是唸誦弔文的老和尚。
彭的童年印象也在瞬間湧了上來，他伸進石獅子的嘴巴。
「涯（我）細介時節，每擺（次）來廟肚，就要摸一下這粒石球，這粒球仔有按圓，涯也識（曾）出過力！」
事後他又表示，原先以為還有機會帶著他的兒子，承繼他的童年任務，把石獅口中的石珠，摸得更細滑更圓美，可是卻沒想到，歷史只寫到當天為止。楊梅錫福宮的歷史將在新廟落成之後，由零開始，而之前的種種，大概頂多只會記錄進新刻的錫福宮沿革而己！
彭當然不能代表所有的楊梅人，可是我對他的歷史感懷，也心有悽悽焉。
伯公山上的錫福宮
在廟內很快地巡走之後，我和曾到廟後的「伯公山」，探勘這個曾讓出廟地給三界爺的「伯公山上」。根據廟方的沿革碑的記載，原本三界廟並不在現址，而是在「現址之東北約五十公尺處」，幾歷兵燹之後，在日本時代大正元年（1912）才在地方先賢鄭步青、黃樹霖、梁娘福及胡娘火等等提議「易地改策」，「以伯公山麓福德正神為廟地」，大正5年（1926）完工時，將原先的伯公合祀於廟中，「故名錫福宮」。
由《沿革》看來，伯公山的年歲應當能承載楊梅人民的長遠歷史記憶了。
登上經過水泥整修的石級之後，滿園巨木迎面撲來，在緊靠廟背的一棵巨樟之前，豎立著一塊以卡通筆調彩繪而成的告示牌，上面呼籲庄民「請大家來共同愛護老樹」，底下則是關於樟樹的種種說明，為「台灣省政府農林廳」和「桃園縣政府」所立。
根據省農林廳於民國78年11月21日的府農技字第167185號函，所發布的「加強珍貴老樹及行道樹保護計畫」，這棵樹齡250年，胸徑1.3公尺，高15公尺的巨樟，應當是省府與縣府共同列保的「綠色鄉土文化資產」。不知這棵有250歲的老樹，是否即是當年的伯公樹？但至少由此可以想像，這塊的平緩台地上突然隆起的小山丘，與地方人民之間具有相當年份的互動關係。
巧遇古董商
偶然，造就了歷史的偉大性；偶然，也令人痛不欲生。以十七萬將錫福宮地面物全部買走的古董商，像上天賜給我的「禮物」，偶然地現身錫福宮，使我有機會面對新舊時代交替時所興起的一門新行業的運作過程。
古董商現身的目的，是拜託香公在拆廟之前替他保管廟宇的東西，依照約定，如今廟宇的所有地面物已不屬廟方，難保不會有人將之偷走……廟方人員則肯定的表示，「我認識你，別人來我絕不會讓他拿走，已經說定要給你，就會給你。」地方人的信用，並不只是白紙黑字的保證而已，有時比它更具效用。
之後，廟方人員大概為了表示自己的誠信原則，竟和古董商在廟宇內外共同研究拆廟的步驟和方法，要以什麼樣的辦法拆除，才不會損及「未來古董」，以及研究廟宇的結構是如何如何！
看在我們一行人的眼裡，幾乎不敢想像，一場古董交易，竟是在楊梅人的信仰主神三官大帝和伯公福德正神座前，赤裸裸地進行。
我們憋住滿腹的怨憤和無奈，與古董商打起交道，希望從中找尋一點贖回「古物」的可能性。原來，古董商並非南部人，而是鄰近的竹東人，而且還同樣是客家人。問他為什麼能買到錫福宮的古董？商人之妻表示，她先生和廟裡的人熟識，以前也曾買過多次古董。彭編了一個藉口，我們有一個朋友近來要蓋新房子，希望能用一些古董當裝飾，不知她要怎麼賣？她十分客氣地表示，如果有需要，可以零賣，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民藝品」，但最好還是整批一起賣。我們希望商人能開出一個明確的價碼，以便我們在擬定保留計畫時的經濟預算之需，然而，商人卻一再表示，「再說！再說！」
事後，我才發現，除了這對古董商夫妻，還有一位不懂客話的福佬人，應是同伙，他也陪在旁邊十分仔細地在廟宇裡裡外外相上相下，不知是商人的買主還是合夥人？
我們的「詭計」並沒有得逞，沒有探聽到轉手的行情價位，可卻想到了一個辦法。如果楊梅也能像大溪一樣，有一個「文化促進委員會」，主動地將鎮內的歷史文物、文獻史料保存下來，錫福宮的問題便解決了大半。
大溪保存文物的前例
大溪鎮地方人士，不分階級立場和身份，為了「重振大嵙崁固有文風氣質」而積極籌建「大嵙崁文物館」，期望將來能長期展示大溪境內的史料文獻及歷史文物，委員會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在內柵媽祖廟仁安宮老廟要拆除重建時，將廟宇的所有建材細心地拆卸下來，預備在「大嵙崁文物館」中陳列展出。
在這個鄰鎮的先例之下，我們一行人來到楊梅鎮公所，期待鎮公所有一點文化保存的意願。公所位於大成路上，全長近一公里的大成路，連接楊梅火車站與縱貫公路，是楊梅的精華地段，在歷史上有其特殊的意義。從火車站開始的六百公尺左右，有連續不斷的店亭下，大概是楊梅人的故鄉記憶中最珍貴的風雨庇所，公所便在這條長廊末端，也是昔日的輕便車站所在地。
楊梅，是一種植物的名稱，早期的楊梅，位於狹長的山壢之間，盛產楊梅種樹，因而得名「楊梅壢」，如今楊梅樹已幾近絕跡，但如今只能在公所前面看到數欉結著果實的楊梅樹，大概是為了對先祖來此開闢時，所面對的生態環境的一種悼念之情罷。
看到竟在公所大門前有楊梅樹，心中頓時升起一股希望，能重現歷史生態古蹟的楊梅鎮公所，應當不會忽視同為先祖前來拓墾時所創建的信仰中心之歷史文化罷！
可惜，彭所熟識的公所秘書公出，無法立即洽談此事。眾人回到錫福宮各討了一杯老茶水，算是當天的請願過程的中場休息。
「老的不一定不好，但是現代人都要新的，又有什麼辦法？」
在「飲茶共和國」的時序推向九０年代，生鮮甜甘的高山茶時代攻佔台灣的飲茶習慣，想喝前行代的「老茶」的人，大概僅能在廟宇的奉茶茶桶中尋去了。三界爺賜給我一杯屬於童年阿公圓桌頂上遙遠如夢的茶香味。這股古蹟茶味使我又鼓起精神再和香公打交道。香公很感慨地表達他的「個人意見」，「其實，老的東西並不一定不好，但是如今大家都想要新的，又有什麼辦法呢？」他還表示，想知道怎麼決定廟宇重建的詳情，可以直接到廟旁的重建委員會。
重建委員會的編制和管理委員會的人員大體相仿，但因增加了重建的工事以及與之互相搭配的祭典儀式而添加了責任分工。其實，如果先脫開古蹟文物的問題不談，這樣的組織，正是凝聚地方共識，展現民間命運共同體力量的理想架構啊！
懸掛在重建委員會臨時辦公室牆面的是以毛筆書寫在粉紅壁報紙上的各式報表，在精心裝裱的海報上，有重建委員及工作人員的名單、工作分配表、職責表以及「重建五大原因」、「五大目標著想」、「六大步驟」和信眾鄰里人口統計表。
我們走進來時，兩位老先生正在忙著寄發邀請帖，對表明想瞭解廟重建事宜的詢問，兩位老者同聲指向開瓦斯行的溫總幹事。我們並不急著去找頭人，倒希望能多聽聽地方人士的談論意見。據廟方香公表示，錫福宮的重建提案，三年前就開始，歷經三年多的爭論才確定正式成立重建委員會，從事重建工事諸多事項。我刻意反問，為何竟要費去三年時間才做出這麼簡單的結論？本來期望他們能因而透露出某些反對的聲音或打探出反對人士的成員，可是我卻得到另一個方向的答案，「錢不夠！」「一億五千萬不是小數目！」
重建廟宇的「道理」
此外的談話，幾乎是牆上的各種宣言和標語的口語版，在此特地將三個關鍵的條文抄錄下來。
本宮重建五大原因
一、屋瓦鬆動每逢下雨處處漏雨。
二、木樑角皮腐朽而致數次屋瓦鬆塌。
三、電線過小常漏電致失火數次。
四、地方繁榮信徒大增逢年過節無法容納。
五、鄰近寺廟全部改建本宮老舊面積又窄又矮必需（須？）要重建。
本宮重建五大目標著想
第一想，做一座百年大計理想的大廟宇。
第二想，外觀莊嚴堂皇宮內寬敞美麗。
第三想，地下室可容納一千人活動並供信徒民眾使用。
第四想，重建完成後為本鎮人民信仰中心。
第五想，重建完成為全省最大的三官大帝宮廟。
本宮重建六大步驟
一、 評估整理：考察參觀拜訪各寺廟吸收全省大廟宇資料。
二、 擬定計畫：取得其他廟宇優點規劃出本宮藍圖草案。
三、 開會檢討：會議檢討各項各種專案分析優缺點。
四、 會議溝通：不同意見互相協調互相交換議（意？）見。
五、 達成共識：同心協力團結合作一體精神。
六、 共同目標：理想原則信心效力負責敢擔當清白公正處事完成最大使命。
最後，還有一段加了三個紅圈的「尾聲」，「本宮重建係經過萬全之計畫，精一（益？）求精思考數載之久，只求成功不許失敗，應盡心盡力為著地方增榮，達成任務。」
我願意相信，重建委員會真的是竭其所能地思考著為地方增榮的計畫，也毫不懷疑其誠意。只不過，換了一個角度看時，新案的計畫卻不完全像委員會所聲稱的是「萬全之計畫」了。
不負責任的高雄建築師
我們試探地和兩位老者討論新建廟宇的設計。他們表示，這是重建委員會在全省巡迴參觀之後所得到的最佳結晶，建築師是高雄人，可是卻不知姓名。我很好奇，這位未署名的高雄建築師，是如何和委員會溝通他的設計構想的，這座號稱「全省最大的三官大帝宮廟」又是透過怎麼樣的思考邏輯產生出來的，建築師有沒有瞭解楊梅的地方特性，有沒有看過老廟，有沒有弄清楚建築基地有多大，這麼大的超級巨廟放在楊梅適不適當呢？
建築師應當有其專業的敏感度，可以判斷空間尺度的優劣，可是對於一般人而言，對現代建築（甚至傳統建築）的空間掌握、圖面的式樣和實際的感受之間常有自己控制不住的巨大落差，因此，建築師實有必要提供自身的專業經驗，預告未來的模樣。
我曾對這個新設計案，探問地方人士，未來的廟會是什麼模樣？可是所得到的答案只有「很高」「很大」這種空泛的概念，實際的空間尺度，甚至詳細的用途幾乎沒有人能說得出來。耗資一億五千萬的鉅款，興建的地方公眾建築，卻不為地方人士瞭解其實際的效用，這到底是誰的責任呢？
「沒唔著（沒錯），新廟比老廟大多咧，頭前會比原來介較突出兜仔，後背會佔忒兜（佔掉一點）伯公山，乜要徙走六頭樹仔！」
起新廟要砍老樹
老先生也有他們自己的看法，他們能感受到的是影響到他的經驗法則的部分，廟坪廣場將會比原先小，後山伯公山將削去一部分，以及伯公山將會有六棵巨樹被移走（能活嗎）。這些都是十分實際的問題，也是不容忽略的問題，就其中的六棵樹而言，三棵樟樹三棵樹都是參天巨木，其中一棵正是那棵受省、縣政府共同立告示要保護的250歲的「珍貴樹木」巨樟樹！
對老先生而言，這些巨樹要移往何處，如何移以及能不能保證活著，就不是他們所瞭解和關心的了，也不用說，移走六棵老樹的伯公山還有沒有原先的風水來龍的靠倚作用，更不用說，人與樹之間的深刻互動過程的記憶再現之問題了！
省農林廳的保護計畫，大概就是為了促成後代子孫與老樹的溝通過程，進而透過老樹讓後生能和先前曾與老樹發生關係的祖先進行對話罷！這是前後不同世代楊梅人之間，因為同一個信仰中心的一棵老樹所引起的跨越時空的對話呀
老樹的價值在於無價
我知道，這種「用途」，實在很難在科學昌明又注重實際效果的現代楊梅說得清楚。在如今的處境之下，幾棵樹怎能和相當於八層樓高的新錫福宮相比較呢？然而，作為一個現代人，除了汲及於現實生活中力爭上游，為自身取得優渥的社會處境之外，同時，也當反省到日漸匱乏的精神生活是如何地悄悄溜過自己的身側？
楊梅在都市化過程中，大量湧入外來人口，反倒使得在地楊梅人淪為少數民族，而都市化的諸多「務實」績效，也使這群少數民族的認同目標轉了風向。在我們的訪談過程中，除了極少數的老人家，大概因為先天的局限，還維持著母語──客語與我們這群後生仔談話，絕大多數年輕世代的楊梅人及為數不少的老人家，都在我們的客語詢問之後，轉成「國語」作答。對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客家老鎮來說，現代楊梅似乎和她的傳統文化分道揚鏕了！
在本土教育已呼喊出雙語的風氣中，楊梅鎮公所也跟上了潮流，而在大門張貼著「濃濃原鄉情」的客家戲演出海報，甚至還推出「鎮長杯」的客語兒童故事比賽等等回溯本土文化的活動。我們在這些跡象的鼓舞之下，和公所約定時間再度來到楊梅，算是提供一個文化觀察者的個人見解罷。
到楊梅鎮公所求救
我們將大溪的大嵙崁文化促進會章程和保留錫福宮的歷史文物之意見，提供給接待我們的曾秘書。曾秘書代表當天臨時去接受優良社區獎的宋鎮長接見我們，我心想：能獲得優良社區榮譽的楊梅鎮，應該很能認同我們的企圖才對。
然而，接下來的交涉過程，我們卻吃了一個大敗仗。
曾秘書是個精力旺盛的地方公務員，由他和鎮民的溝通過程中，使人感受到一股產生自地方的熾熱生命力。他接下我們的提案時表示，保存廟宇文物的意見十分有價值，然而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是見仁見智的事情，對這些文物，有人認為是珍貴的寶貝，卻有人認為是無用的垃圾。因此，如果由公所編了預算把它買下來，很可能代表會的同仁會表示，花費那麼多經費買一堆垃圾幹什麼！以他個人的立場，「也同意你們文化工作的人」所說的錫福宮的文物具有歷史價值，可是卻不能因此當作公所的施政措施。
死一條狗也要公所出面
他同時指出，公所的行政事務包羅萬象，宗教只是其中一個小項目，古蹟維護更不是公所所能承得了的業務，也沒有這方面的才能。公所平時要處理的事務龐雜無比，連一條狗死掉都要公所出面。他舉了一個例子，當我們和他剛開始談話時，一通電話把他拖了出去，談了老半天的事即是一個地主反對造橋之事，他表示，造橋舖路是一件好事啊，而且公所也經過提案、計畫、編預算、發包和動工等合法手續，可是這位地主卻另有意見認為不當建造，便要求停工，真是無理取鬧。他表示，連這種案子都見仁見智，莫說要公所把毫無標準可以判定價值的老廟舊料買下來的提案了。
我們的談話在不斷切進來的電話一再被打斷，也逐漸把話題改變著，然而似乎要求公所能立即處理此案是毫無希望了。當我們另外再提二個議案，不妨參考大溪的例子，成立一個楊梅古蹟文物館或楊梅文化促進委員會，單獨專案處理本案。他立刻表達了公所的困難處，一則，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根本不可能來得及組成這類組織，另一方面，他認為，大溪的文化促進委員會是林熹達鎮長個人的一個施政方針，因此有這樣的可能性，而楊梅卻有不同的施政方針，不能相提並論。
談話到這樣的地步，已使我的溝通改成觀念的對話了。可是，難道就因為時間的緊迫，就該把這個議題丟進垃圾堆嗎？曾經陪伴楊梅人走過數代歲月的錫福宮的歷史文物，就該當這樣死得不明不白，平白地犧牲嗎？
沒有文化預算與文化專責人員的鎮公所
曾秘書又去接另一通電話之刻，我們又另多擬出一個提案。如果在這麼倉促的時間之內果真無法促成錫福宮文物的保留事宜，那麼是否可以請公所動用緊急經費或鎮長特支費用，先將廟宇文物暫時保下來，不要流出楊梅，再邀集地方人士頂下來或在下個年度編定預算將這些經費消化掉。我把這個意見交給曾秘書，請公所先墊支部分經費，算是一次緊急的暫行措施。
然而，他卻表示，鎮長並沒有特支費，公所也沒有任何文化保存方面的預算項目。因此，這個提案雖然很好，可是公所真的愛莫能助。
我們的建言，到此幾乎全軍覆沒，但曾秘書倒是很慷概地各送一本在現任鎮長任內編定的《楊梅鎮志》給我們。精裝燙金厚厚一本的鎮志把楊梅的沿革、歷史及未來希望，都以文字和圖片記載下來。然而，我卻感受到一股強烈的失落感，曾經存在於楊梅的種種人文景觀和歷史證物終將陸續地存進這類精裝的書本之中。如果楊梅人要回顧往事，似也只能在字裡行間去想像和拼貼了。
後記
後來當任的鎮公所吃上貪污官司，鎮長與秘書都去吃免錢飯。2000年6月錫福宮終於擋不住廟方人員的無知，拆除了！從我們知道這件事開始，到介入保廟，再到老廟終於拆除，前後歷經六年的時間。其間，每一回老廟有危險，我們都不免擔憂，而想一些方法救廟，許多相識不相識的朋友，都一再質疑，為什麼不再回去救廟呢，為什麼只讓梁國龍一個人孤軍奮戰呢？我知道這樣的質疑是必要的，然而，一方面我們相信梁國龍的能力，另一方面我們也替楊梅人感到惋惜，搶救錫福宮難道不是每一個楊梅鎮民的事嗎？錫福宮要拆廟，楊梅人去哪裡了，楊梅文化應該是楊梅人自己承擔的功課吧！
想到這裡，就會想到為了楊梅文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老戰友——吳金榮老先生，他為了搶救錫福宮，提早結束自己的生命，其實，他自己就是楊梅文化最珍貴的一部份，錫福宮是死了，然而，吳金榮與他的家族卻永遠活著！
全文完
台灣文學一千萬字 /陳板
台灣文學一千萬字
陳板 . 2000 .1/19
已經2000年了，實在很不習慣這個紀年，已經過了一個星期，在日記本上仍然會不由自主地寫下1999。那天因為大學同學陳永興的邀約，再度回到龍潭。他要規劃龍潭鄉的運動公園，希望能借助我在龍潭十多年來的田野經驗，帶領他的工作同仁（象設計）看一看龍潭，找尋能夠結合的、有意義的在地地景。想一想，如果能在運動時也能感受到龍潭的人文、歷史，體驗著龍潭的風土美感，那該多好！從運動公園往東看，可以看到壯偉的中央山脈，永興工作同仁的草圖上記錄著「雪山」，我到是想到「插天山」。啊，插天山，值得龍潭人、台灣人一再閱讀的感人故事！一部壯闊的家園故事！「陸志驤的身影漸漸遠去了，只有歌聲還在迴盪。好像插天山真地在跟他合唱。不，不祇是前面正中央的那座挺拔的插天山，左邊的鳥嘴山，右邊的李棟山、筆架山、九芎山等拱衛著插天山的大小連峰，也好像齊聲地在唱著呢。」（節錄鍾肇政，《插天山之歌》）台灣文學巨擘鍾肇政先生的《台灣人三部曲》以超大型的篇幅，描寫了龍潭人歷經命運多舛的歷史過程，仍舊擁有寬闊的未來。他把大歷史切入了小人物的血肉之軀，讓每個人的生命體驗連結著歷史的永恆價值，也讓每個小人物的身體經驗著家鄉的每一吋山河。龍潭是孕育鍾老（客家運動界對於鍾肇政的尊稱）的母體，他以文學的方式體會著這裡的每一吋土地，是否也能把這種文學情懷播撒在每個人的心裡面呢！
告別了永興和他的同事，夜色已降臨，龍潭街頭的雜亂、車輛的惡質速度和商家建築的醜陋，頓時讓人心情陷進極度的沮喪。和同學一起想像的美麗的龍潭願景和紊亂的現實之間，騷動著我的心緒。走著走著，不知怎麼地就走到北龍路。一年來，我很少有機會回到龍潭，也沒有積極安排回龍潭的機會。大概，大概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我經常會在某個不經意的時刻，閃過些許的愧疚、遺憾與幽幽的自責情緒，伴隨著的影像就是鍾老溫煦的笑容、鍾老家門外的北龍路街景、藍色馬賽克建築和懸在二樓的警報器。臨時決定走到鍾老家，順手買了一塊小蛋糕。記憶所及，以往每一回拜訪鍾老都沒帶「等路」（禮物），同時也很少機會單獨前往（多半和彭啟原一同，也由他準備等路），每回的拜訪仍以工作為主，問問題、談事情、拍紀錄片，難得有純聊天的情況。客家人說聊天叫做「打嘴古」，真是傳神，一種沒有目的的嘴巴活動，忙碌不堪的行程已經讓我還念著這樣的「沒有目的」，純然只是打一打嘴古、說一說古往今來天南地北！走到門口才發現臨街的鐵捲門落了地，屋內也看不出有人在家的燈火。糟糕，正在猶豫不知如何是好的瞬間，心中也閃過一個念頭，「看樣子，蛋糕要帶回台北了！」「唉，這是我喜愛的嗎？蛋糕？」很後悔買了蛋糕，鍾老喜歡吃蛋糕嗎？心情還在混沌的狀態，一部轎車開進了鍾老家的店亭下，走出來的竟是「阿鈞頭」錢鴻鈞，真是意外的相逢！兩人當場楞在那兒，不知道要說什麼。他告訴我和鍾老有約，然而今天鍾老到台北參加公共電視「作家身影」的發表會，恐怕有事情耽擱還沒回家。這麼一說我比較放心了，手上所提的小蛋糕終於可以成為我私下送給鍾老的第一份等路了。阿鈞頭說著說著，我心中也在思索為什麼兩人相逢會發楞，雖然兩人都是年輕人，也都關心客家的問題，可是彼此真的很不瞭解，至少和我們各自與鍾老的關係相較，彼此的關係實在要稱上「生疏」。阿鈞頭近年來非常努力、認真的研究鍾老，甚至連語言習慣也都由原先所的「海陸客話」改為鍾老式的「四縣客話」。大概也因為他一開口就用四縣，而非以往我們相談時所用的海陸，所以讓我不知所措，也增加了彼此的疏離感。原以為他只是因為我的家用語言為四縣，才由海陸改口四縣，可是當我仍以彼此慣常採用的海陸回應時，他卻像鐵了心一般堅定地說四縣，我才發現他「別有目的」。兩人的尷尬還沒來得急化解，就看到鐵門「ㄍㄨㄚㄎ」一聲，緩緩升起，真是一連串的意外。回頭，只見馬路上一部轎車閃爍著黃燈，我低頭仔細一看原來是鍾老的公子，載著鍾老全家，準備將車開進店亭下。阿鈞頭連忙把車退出讓出車位，一伙人才魚貫進入鍾家。鍾老、阿鈞頭和我三個人坐在客廳，打起嘴古來了。其實多半還是鍾老說話。談著他近一年來的身體狀況，談他在病痛的一年裡所閱讀的報紙。談著因為失眠，半夜睡不著爬起來，寫了幾篇「還拿得出去」的文稿，多數是弔念文章（王昶雄、魏廷朝等）。談他的感冒，因為幾次朋友的好意開車送他回家，卻因為冷氣開太強而遭受一年多來的身體病痛的來龍去脈。不知什麼時候，阿鈞頭的面前多了一個錄音機。說著說著，鍾老的喉嚨又積了一塊吐之不去的濃痰，他急著起身走進灶下（廚房）。臨走前還拋了一句福佬話「幹你娘」，是罵那塊痰，還是罵自己日漸不堪用的軀體？接著，阿鈞頭喃喃的說著話，好像對我說、又像似自言自語，「不知道他自己知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已經病了一年多了，都不會好啊！真的沒有好！」臉上一付很疼惜也很無奈的表情。阿鈞頭是清大物理博士，卻熱衷於客家文學的推廣與研究，近年來編輯鍾老文集的努力，成果斐然，真的很讓人忌妒。他的編輯所得先由本土出版社出版了「書信集」，現在則由桃園縣立文化中心編了一筆龐大預算（就文化事務而言，如果就一般工程款而言則連邊都達不到）出版「鍾肇政全集」。一套嚇死人的大部頭全集，二十幾本像磚塊一樣大的精裝套書，這些資料是如何蒐集的、如何整理的啊！一千多萬字的作品，排山倒海而來，一定整慘了編輯人員。回首才知道歷史，回顧才知道價值。鍾老的創作量的豐富人盡皆知，然而，實際上豐富到什麼程度、多到什麼程度卻是一個謎。上千萬字的寫作毅力，充分的表現出他超乎常人的文學生命力。精神勇猛的文學健將卻被現世的軀體困住，「幹你娘！」我也要跟著鍾老的後面，大聲的怒罵無知的老天爺，「幹你娘，你知道鍾老是怎樣的文學家嗎？」從灶下回到客廳的鍾老又絮絮地談著他的身體的病痛歷史。在敏盛醫院住院一個星期，是他平生第一次住院。說是肺炎。醫院看到鍾老的名字，特別交代要善待，於是病房立刻堆滿了花籃、水果。一位外省籍的醫師看診時，特意用不太純熟的客家話，「大概因為我這幾年所做的客家運動吧！」鍾老臉有得色。住院一個星期身體能夠好到哪裡去？回到家，連看報紙的習慣都改變了。他說，「身體不好，只能看一份報紙，「台灣日報」，看看費邊的專欄。也看一點電視新聞，政治的，連戰說什麼、宋楚瑜說什麼。」沒提到阿扁說什麼。之所以看台灣日報，是因為很便宜，才5元。（說現在漲到8元了）就要送報生開一年的收據，才一千多元而已！又說，其實也有很多免費的報紙，可是他說「看不完，你要送就送別人看吧！」「我要看台灣日報，他又不送我，只好自己定了。」鍾老看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某一份本土報紙，可是現在不看了。「×××報變了，自從接受宋編列每年三千萬元補助之後，就不再看了！」鍾老說起一件在該報頒獎會上的往事，他當著報老闆的面提起補助之事，讓台下的該報記者緊張不已（鍾師母親眼觀察到現場的反應），彼此交頭接腦了一陣。本以為這則新聞會被蓋掉，沒想到第二天仍然見報。還提到和宋在某個宴會場合的「機峰」對話，宋告訴鍾老，「我很瞭解你喔！我讀過你很多的書。」鍾老說「你這麼說，我壓力太大。」他對我們回憶這件往事時，表示「到底這句話是恭維，還是恐嚇？」「從他國中時代開始到當上新聞局長，就有機會看到我所編的東西，前前後後至少有一千萬字，當然很瞭解我。」一個本土作家所經歷的白色恐怖，不是現在的三言兩語所能說得清的，鍾老至今仍然對於文字的表達非常謹慎，不能不說是白色恐怖的「貢獻」。此外他還提起多年前在某本土報擔任副刊主編的往事，「為什麼我只做了一年？」對啊，這的確是一件令人好奇之事。他說，「在那一年內，我都在台北上班，副刊所有文字都由我負責決定。後來，報社竟在高雄另設了一位主編，掌握最後的決定權。於是，我就辭職了！」這件往事的來龍去脈應當仔細追究，然而，從鍾老的言談之間，可以很清楚的明白，政治對於文學的多方阻撓，對於他的文學生命當然也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們未始不可徹底做一個弱者，探索弱者的世界，追求弱者的生命真相，一樣可以不朽。」鍾老寫了一封給鍾理和的信件中，清楚的說明了自己的弱勢處境，同時也堅決的確認自己要站在弱勢這邊，寫出不朽。鍾老以不屈不撓的方式堅持「弱勢」文學創作，而非介入「強勢」政治，正在反映著文學所具有的柔弱而不朽的深層意涵，透過小說的寓意、透過文學的筆觸，見證了時代，也記錄了鍾老自身面對時代悲劇的綿綿不絕的「生命主題」。
2000年1 月20日是鍾老的76歲生日，寶島客家電台等客家團體要辦一場祝壽音樂會，原本預定的題目是「像鍾老致敬」，阿鈞頭就是為了這場音樂會的細節來到龍潭的。他為音樂會的節目單寫了一篇介紹鍾老的文章，大概整理多了鍾老的文章，也深深老解鍾老的談不盡的內容，因此不能罷休的寫了4000多字。鍾老表示對於一份晚會的節目單而言，「太多了，只要幾行字，附上一張大頭照就好了，和幾位音樂家的介紹應該一樣！」「而且，不能用『像鍾老致敬』，建議改成『文學與音樂相逢』！」鍾老期許客家音樂能夠走出一條新路，不要一直停留在傳統的方式，「唱出一些年輕人願意哼個不停的現代客家音樂吧！」一月底，也是鍾老夫婦結婚50週年的大日子，「文學與音樂相逢，客家藝術歌曲演唱會」，應當是客家運動從1988年以來的一次最具文化價值的賀禮。鍾老問起我的近況，「盡久（很久）沒看到你啊！只有你一儕（一個人）來係嗎？」我說是因為陳永興設計的龍潭運動公園的規劃案。因此倒引起鍾老提起另一件案子，龍潭大陂塘的美化工程，有一位來自宜蘭的、講福佬的日商規劃公司，準備了一塊很大的大理石，希望鍾老題字。「他拿著你編的《新的龍潭人》裡頭，我所寫的龍潭頌歌，問我可不可以挑選其中一段文字，用書法寫一寫。」「我說等我精神好一點就可以！」「談一談又問我，可不可以全部都寫，大理石很大塊，有一米五！」鍾老的書法不但是家鄉人所熟識，已經成為各種客家場合的公共書法，龍潭陂是鍾老寫作的原鄉，理所當然要有最優質的鍾老書法碑石！我提到和永興所建議的意見，小鎮另一側的運動公園，往東看、往南看，所見的山景都是鍾老文學作品中的故事場景，插天山、乳姑山。希望，未來的龍潭運動公園也能以一種文學的眼光相待，既表現了地景與文學的對話，也促成了體育、公園、小鎮生活與文學的相逢！（2000/1/19）
陳板 . 2000 .1/19
已經2000年了，實在很不習慣這個紀年，已經過了一個星期，在日記本上仍然會不由自主地寫下1999。那天因為大學同學陳永興的邀約，再度回到龍潭。他要規劃龍潭鄉的運動公園，希望能借助我在龍潭十多年來的田野經驗，帶領他的工作同仁（象設計）看一看龍潭，找尋能夠結合的、有意義的在地地景。想一想，如果能在運動時也能感受到龍潭的人文、歷史，體驗著龍潭的風土美感，那該多好！從運動公園往東看，可以看到壯偉的中央山脈，永興工作同仁的草圖上記錄著「雪山」，我到是想到「插天山」。啊，插天山，值得龍潭人、台灣人一再閱讀的感人故事！一部壯闊的家園故事！「陸志驤的身影漸漸遠去了，只有歌聲還在迴盪。好像插天山真地在跟他合唱。不，不祇是前面正中央的那座挺拔的插天山，左邊的鳥嘴山，右邊的李棟山、筆架山、九芎山等拱衛著插天山的大小連峰，也好像齊聲地在唱著呢。」（節錄鍾肇政，《插天山之歌》）台灣文學巨擘鍾肇政先生的《台灣人三部曲》以超大型的篇幅，描寫了龍潭人歷經命運多舛的歷史過程，仍舊擁有寬闊的未來。他把大歷史切入了小人物的血肉之軀，讓每個人的生命體驗連結著歷史的永恆價值，也讓每個小人物的身體經驗著家鄉的每一吋山河。龍潭是孕育鍾老（客家運動界對於鍾肇政的尊稱）的母體，他以文學的方式體會著這裡的每一吋土地，是否也能把這種文學情懷播撒在每個人的心裡面呢！
告別了永興和他的同事，夜色已降臨，龍潭街頭的雜亂、車輛的惡質速度和商家建築的醜陋，頓時讓人心情陷進極度的沮喪。和同學一起想像的美麗的龍潭願景和紊亂的現實之間，騷動著我的心緒。走著走著，不知怎麼地就走到北龍路。一年來，我很少有機會回到龍潭，也沒有積極安排回龍潭的機會。大概，大概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我經常會在某個不經意的時刻，閃過些許的愧疚、遺憾與幽幽的自責情緒，伴隨著的影像就是鍾老溫煦的笑容、鍾老家門外的北龍路街景、藍色馬賽克建築和懸在二樓的警報器。臨時決定走到鍾老家，順手買了一塊小蛋糕。記憶所及，以往每一回拜訪鍾老都沒帶「等路」（禮物），同時也很少機會單獨前往（多半和彭啟原一同，也由他準備等路），每回的拜訪仍以工作為主，問問題、談事情、拍紀錄片，難得有純聊天的情況。客家人說聊天叫做「打嘴古」，真是傳神，一種沒有目的的嘴巴活動，忙碌不堪的行程已經讓我還念著這樣的「沒有目的」，純然只是打一打嘴古、說一說古往今來天南地北！走到門口才發現臨街的鐵捲門落了地，屋內也看不出有人在家的燈火。糟糕，正在猶豫不知如何是好的瞬間，心中也閃過一個念頭，「看樣子，蛋糕要帶回台北了！」「唉，這是我喜愛的嗎？蛋糕？」很後悔買了蛋糕，鍾老喜歡吃蛋糕嗎？心情還在混沌的狀態，一部轎車開進了鍾老家的店亭下，走出來的竟是「阿鈞頭」錢鴻鈞，真是意外的相逢！兩人當場楞在那兒，不知道要說什麼。他告訴我和鍾老有約，然而今天鍾老到台北參加公共電視「作家身影」的發表會，恐怕有事情耽擱還沒回家。這麼一說我比較放心了，手上所提的小蛋糕終於可以成為我私下送給鍾老的第一份等路了。阿鈞頭說著說著，我心中也在思索為什麼兩人相逢會發楞，雖然兩人都是年輕人，也都關心客家的問題，可是彼此真的很不瞭解，至少和我們各自與鍾老的關係相較，彼此的關係實在要稱上「生疏」。阿鈞頭近年來非常努力、認真的研究鍾老，甚至連語言習慣也都由原先所的「海陸客話」改為鍾老式的「四縣客話」。大概也因為他一開口就用四縣，而非以往我們相談時所用的海陸，所以讓我不知所措，也增加了彼此的疏離感。原以為他只是因為我的家用語言為四縣，才由海陸改口四縣，可是當我仍以彼此慣常採用的海陸回應時，他卻像鐵了心一般堅定地說四縣，我才發現他「別有目的」。兩人的尷尬還沒來得急化解，就看到鐵門「ㄍㄨㄚㄎ」一聲，緩緩升起，真是一連串的意外。回頭，只見馬路上一部轎車閃爍著黃燈，我低頭仔細一看原來是鍾老的公子，載著鍾老全家，準備將車開進店亭下。阿鈞頭連忙把車退出讓出車位，一伙人才魚貫進入鍾家。鍾老、阿鈞頭和我三個人坐在客廳，打起嘴古來了。其實多半還是鍾老說話。談著他近一年來的身體狀況，談他在病痛的一年裡所閱讀的報紙。談著因為失眠，半夜睡不著爬起來，寫了幾篇「還拿得出去」的文稿，多數是弔念文章（王昶雄、魏廷朝等）。談他的感冒，因為幾次朋友的好意開車送他回家，卻因為冷氣開太強而遭受一年多來的身體病痛的來龍去脈。不知什麼時候，阿鈞頭的面前多了一個錄音機。說著說著，鍾老的喉嚨又積了一塊吐之不去的濃痰，他急著起身走進灶下（廚房）。臨走前還拋了一句福佬話「幹你娘」，是罵那塊痰，還是罵自己日漸不堪用的軀體？接著，阿鈞頭喃喃的說著話，好像對我說、又像似自言自語，「不知道他自己知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已經病了一年多了，都不會好啊！真的沒有好！」臉上一付很疼惜也很無奈的表情。阿鈞頭是清大物理博士，卻熱衷於客家文學的推廣與研究，近年來編輯鍾老文集的努力，成果斐然，真的很讓人忌妒。他的編輯所得先由本土出版社出版了「書信集」，現在則由桃園縣立文化中心編了一筆龐大預算（就文化事務而言，如果就一般工程款而言則連邊都達不到）出版「鍾肇政全集」。一套嚇死人的大部頭全集，二十幾本像磚塊一樣大的精裝套書，這些資料是如何蒐集的、如何整理的啊！一千多萬字的作品，排山倒海而來，一定整慘了編輯人員。回首才知道歷史，回顧才知道價值。鍾老的創作量的豐富人盡皆知，然而，實際上豐富到什麼程度、多到什麼程度卻是一個謎。上千萬字的寫作毅力，充分的表現出他超乎常人的文學生命力。精神勇猛的文學健將卻被現世的軀體困住，「幹你娘！」我也要跟著鍾老的後面，大聲的怒罵無知的老天爺，「幹你娘，你知道鍾老是怎樣的文學家嗎？」從灶下回到客廳的鍾老又絮絮地談著他的身體的病痛歷史。在敏盛醫院住院一個星期，是他平生第一次住院。說是肺炎。醫院看到鍾老的名字，特別交代要善待，於是病房立刻堆滿了花籃、水果。一位外省籍的醫師看診時，特意用不太純熟的客家話，「大概因為我這幾年所做的客家運動吧！」鍾老臉有得色。住院一個星期身體能夠好到哪裡去？回到家，連看報紙的習慣都改變了。他說，「身體不好，只能看一份報紙，「台灣日報」，看看費邊的專欄。也看一點電視新聞，政治的，連戰說什麼、宋楚瑜說什麼。」沒提到阿扁說什麼。之所以看台灣日報，是因為很便宜，才5元。（說現在漲到8元了）就要送報生開一年的收據，才一千多元而已！又說，其實也有很多免費的報紙，可是他說「看不完，你要送就送別人看吧！」「我要看台灣日報，他又不送我，只好自己定了。」鍾老看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某一份本土報紙，可是現在不看了。「×××報變了，自從接受宋編列每年三千萬元補助之後，就不再看了！」鍾老說起一件在該報頒獎會上的往事，他當著報老闆的面提起補助之事，讓台下的該報記者緊張不已（鍾師母親眼觀察到現場的反應），彼此交頭接腦了一陣。本以為這則新聞會被蓋掉，沒想到第二天仍然見報。還提到和宋在某個宴會場合的「機峰」對話，宋告訴鍾老，「我很瞭解你喔！我讀過你很多的書。」鍾老說「你這麼說，我壓力太大。」他對我們回憶這件往事時，表示「到底這句話是恭維，還是恐嚇？」「從他國中時代開始到當上新聞局長，就有機會看到我所編的東西，前前後後至少有一千萬字，當然很瞭解我。」一個本土作家所經歷的白色恐怖，不是現在的三言兩語所能說得清的，鍾老至今仍然對於文字的表達非常謹慎，不能不說是白色恐怖的「貢獻」。此外他還提起多年前在某本土報擔任副刊主編的往事，「為什麼我只做了一年？」對啊，這的確是一件令人好奇之事。他說，「在那一年內，我都在台北上班，副刊所有文字都由我負責決定。後來，報社竟在高雄另設了一位主編，掌握最後的決定權。於是，我就辭職了！」這件往事的來龍去脈應當仔細追究，然而，從鍾老的言談之間，可以很清楚的明白，政治對於文學的多方阻撓，對於他的文學生命當然也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們未始不可徹底做一個弱者，探索弱者的世界，追求弱者的生命真相，一樣可以不朽。」鍾老寫了一封給鍾理和的信件中，清楚的說明了自己的弱勢處境，同時也堅決的確認自己要站在弱勢這邊，寫出不朽。鍾老以不屈不撓的方式堅持「弱勢」文學創作，而非介入「強勢」政治，正在反映著文學所具有的柔弱而不朽的深層意涵，透過小說的寓意、透過文學的筆觸，見證了時代，也記錄了鍾老自身面對時代悲劇的綿綿不絕的「生命主題」。
2000年1 月20日是鍾老的76歲生日，寶島客家電台等客家團體要辦一場祝壽音樂會，原本預定的題目是「像鍾老致敬」，阿鈞頭就是為了這場音樂會的細節來到龍潭的。他為音樂會的節目單寫了一篇介紹鍾老的文章，大概整理多了鍾老的文章，也深深老解鍾老的談不盡的內容，因此不能罷休的寫了4000多字。鍾老表示對於一份晚會的節目單而言，「太多了，只要幾行字，附上一張大頭照就好了，和幾位音樂家的介紹應該一樣！」「而且，不能用『像鍾老致敬』，建議改成『文學與音樂相逢』！」鍾老期許客家音樂能夠走出一條新路，不要一直停留在傳統的方式，「唱出一些年輕人願意哼個不停的現代客家音樂吧！」一月底，也是鍾老夫婦結婚50週年的大日子，「文學與音樂相逢，客家藝術歌曲演唱會」，應當是客家運動從1988年以來的一次最具文化價值的賀禮。鍾老問起我的近況，「盡久（很久）沒看到你啊！只有你一儕（一個人）來係嗎？」我說是因為陳永興設計的龍潭運動公園的規劃案。因此倒引起鍾老提起另一件案子，龍潭大陂塘的美化工程，有一位來自宜蘭的、講福佬的日商規劃公司，準備了一塊很大的大理石，希望鍾老題字。「他拿著你編的《新的龍潭人》裡頭，我所寫的龍潭頌歌，問我可不可以挑選其中一段文字，用書法寫一寫。」「我說等我精神好一點就可以！」「談一談又問我，可不可以全部都寫，大理石很大塊，有一米五！」鍾老的書法不但是家鄉人所熟識，已經成為各種客家場合的公共書法，龍潭陂是鍾老寫作的原鄉，理所當然要有最優質的鍾老書法碑石！我提到和永興所建議的意見，小鎮另一側的運動公園，往東看、往南看，所見的山景都是鍾老文學作品中的故事場景，插天山、乳姑山。希望，未來的龍潭運動公園也能以一種文學的眼光相待，既表現了地景與文學的對話，也促成了體育、公園、小鎮生活與文學的相逢！（2000/1/19）
日月潭邵族文化自治園區 /陳板
日月潭邵族文化自治園區
陳板 1999. 10/11
九二一大地震的震央在日月潭，台灣最小的一個原住民族群邵族也在日月潭。地震過後好幾天，邵族對外的音訊一直連不上，讓人以為她已經沉入日月潭底了。邵族有史以來第一個社團組織「邵族文化發展協會」剛剛成立，理事長巴努‧佳巴慕慕才在邵族過年的農曆八月初一（新曆九月十日）接任首席祭司的身分，原本以為接下來可以運用這樣的神聖身分，鼓舞族人重新建構邵族原住民的文化生命力，沒想到才過了十一天，還沒等到中秋節的祖靈祭（一般稱豐年祭），就發生了九二一驚天動地的世紀大地震。
風光明媚的日月潭，在八月中旬有一場文化工作與紀錄影像的研討會，是由全景所舉辦的，我們趁著這個機會又一次走訪邵團隊。
日月潭原是邵族的族群範圍，可惜目前一般的觀光客無緣瞭解邵族優良的文化，只能看到一堆莫名其妙的廟宇（文武廟、玄光寺、玄奘寺、慈恩塔），強人政治圖騰（先總統蔣公銅像、光華島、涵碧樓）還有商業導向的觀光設施。邵團隊的巴努理事長一臉正經地表示，將來要結合「原住民自治區」與「原住民文化園區」的理念，成立「邵族文化自治園區」，兼顧邵族人生存與就業，邵族文化的承傳與發展的空間。
巴努想像，進入園區的人一律要說「邵語」，不說邵語者一律罰錢，不管它是說英語國語福佬語還是日語，收到的錢當作邵族文化發展基金，同時，不說邵語者還要掛狗牌以示懲戒。據說，前來觀光的客人將會看到巴努理事長在邵族卜吉社（荒謬的「德化社」的原名）的部落（或是邵族的祖居地「土亭仔」（Puzi））裡走來走去，口中唸唸有詞，到底是背誦唐詩三百首？還是偉大尊貴的邵語呢？希望全台同胞一起前往檢驗。記住，到邵族文化自治園區要準備門票（作為邵族文化發展基金），要說邵語。不過，邵族族人親友和「大家來寫村史」的參與者，都可以憑證免票。
充滿幽默感的邵族朋友的「構想」，還熱騰騰的在腦海中翻轉，日月潭就陷入天崩地裂的震央之中。
邵族文化自治園區的構想，突然間變成遠在天邊的虛幻夢想。
九二一震災之後，日月潭再度成為全國關注的重點，然而，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日月潭乃是震央所在，而非總人數只有283人的日月村（全村共有944人，邵人注定選不上村長）邵族的族群存亡問題。李總統日前已經指示觀光局儘速完成「開創日月潭新風貌整體綱要計畫」，希望提昇日月潭成為「國家風景特定區」，以作為國際級的旅遊聖地。消息一出，財團都高興得合不攏嘴，然而，邵族人卻像經歷更大的地震，邵族的未來也更加茫然了！
根據巴努理事長的體驗，政府對於邵族可說是壞事做盡，好事全無。民國三十九年，邵族人配合政府出錢捐地，整理出一片部落最寬闊的場地（邵人的祖靈祭場所，目前則是日月村的震災臨時安置場所），準備設立學校，沒想到後來學校被政府換了一塊地，同時還把邵族人的祖靈祭場所變賣給財團準備蓋大飯店。民國五十六年，南投縣長林洋港告訴邵人，說服邵人把僅有的一塊水田耕收當作「台灣山地文化中心」，「你們耕田太辛苦了，有了山地文化中心，以後就不用耕田了，裡面就是你們的工作場所。」沒想到，經過三十多年，邵人都沒有在山地文化中心擁有一官半職。民國七十九年，吳敦義縣長「重劃」德化社，邵人的土地所有權減縮成建築物所在地滴水線範圍之內，使得原本聚族而居的邵人聚落之內擠進了大量的平地人，根據邵人的說法，縣政府標售土地時，邵人一點也不知道有這回事，倒是有一大堆當時的縣府相關人員在事後成為重劃區之內的地主！民國七十九年的重劃，讓邵人對政府的信心崩潰，民國八十八年的震後計畫，仍然沒把邵人放在眼裡，等於將邵人徹底地推向萬劫不復的絕境。
南投縣政府在震後決定將邵人的聖地光華島，歸還邵族，並恢復舊名「拉魯」，同時也決定不再重建讓邵人深感屈辱的月下老人。十月三日《自由時報》的消息報導，李總統指示日月潭的重建不宜急就章，應有系統做好長期規劃。十月四日《中國時報》的消息也指出，中央政府與南投縣府達成協議，文武廟、教師會館、涵碧樓與天廬大飯店因為損毀嚴重，不得原地重建。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公部門初步的善意回應。然而，接下來十月八日《勁報》卻報導了一則讓人十分「地震」的勁爆消息，標題赫然是「李登輝：BOT我不懂，快改建涵碧樓就對了」小標題「昨日視察日月潭，當場拍定由台中鄉林建設負責改建工作」。相隔不到幾天，所有的善意一下子就被打死。
巴努不知道從哪裡聽來的消息，有一個日月潭的重建委員會什麼的，希望「邵族文化發展協會」能夠成為參與成員。
昨天是星期天，我邀約台大吳密察教授、中央大學戴寶村教授、師大莊萬壽教授與台大人類學系胡家瑜老師、台權會黃文雄先生六人同擠一車，再次進入日月村邵族聚落，希望能夠找到協助邵人重建家園的方法。巴努本身也是災民，患有災民共有的「未來想像遲鈍症」，對於過去的種種記憶猶新，對未來卻是茫然一片。巴努以為加入重建委員會就能保障邵人的文化與權益，黃文雄認為很可能成為花瓶。吳密察教授是前文化處委託的「大家來寫村史」計畫主持人，他表示，以前寫村史是太平盛世的做法，一切都可以慢慢來，現在已經面臨邵族人的族群滅絕的關鍵時刻，應該用非常的辦法來「寫邵族的村史」。胡家瑜老師希望能夠結合人類學系的課程，進入災區緊急搶救、紀錄邵族聚落的物質文化。社區營造學會發出的電子郵件，也吸引了台中商專商業設計系的三位應屆畢業生的回應，希望能進入現場幫忙邵族記錄邵人的臨時避難居所。
經過大家的討論，認為重建日月潭不應以商業化的機制為導向，而要以日月潭原住民邵族文化當作主體，不但要歸還光華島，還要重新思索邵族的未來，思索如何彌補政府「重劃」邵族聚落所造成的集體傷害，甚至邀請日月潭週邊的平地人共同思索，如何充運用極為珍貴卻也極度脆弱的邵族文化資產。
事實上，日月潭週邊的商店，不但邵人早就以「番產品」當作「招牌」，連平地人也要學幾句「山地話」，或以「番仔」自稱（冒充？），由此可見，邵族原住民和日月潭幾乎可以當成同一件事來看待，可惜，日月潭的原住民文化早就成為不倫不類的純商品，不但有國外進口的「看起來像番仔」的工藝品，也有大量生產的假原住民商品，更有漢人製作的想像番人商品。原住民文化近年來已成為世界各國進入國際的最佳外交利器，如果要提昇日月潭成為「國際旅遊聖地」，最有利的資源恐怕不是建築財團「我將再起」的巨型看板，而是仍舊活生生的邵族文化。
巴努「邵族文化自治園區」的夢想能不能完成？或許地震有機會成為轉機？（1999/10/11）
陳板 1999. 10/11
九二一大地震的震央在日月潭，台灣最小的一個原住民族群邵族也在日月潭。地震過後好幾天，邵族對外的音訊一直連不上，讓人以為她已經沉入日月潭底了。邵族有史以來第一個社團組織「邵族文化發展協會」剛剛成立，理事長巴努‧佳巴慕慕才在邵族過年的農曆八月初一（新曆九月十日）接任首席祭司的身分，原本以為接下來可以運用這樣的神聖身分，鼓舞族人重新建構邵族原住民的文化生命力，沒想到才過了十一天，還沒等到中秋節的祖靈祭（一般稱豐年祭），就發生了九二一驚天動地的世紀大地震。
風光明媚的日月潭，在八月中旬有一場文化工作與紀錄影像的研討會，是由全景所舉辦的，我們趁著這個機會又一次走訪邵團隊。
日月潭原是邵族的族群範圍，可惜目前一般的觀光客無緣瞭解邵族優良的文化，只能看到一堆莫名其妙的廟宇（文武廟、玄光寺、玄奘寺、慈恩塔），強人政治圖騰（先總統蔣公銅像、光華島、涵碧樓）還有商業導向的觀光設施。邵團隊的巴努理事長一臉正經地表示，將來要結合「原住民自治區」與「原住民文化園區」的理念，成立「邵族文化自治園區」，兼顧邵族人生存與就業，邵族文化的承傳與發展的空間。
巴努想像，進入園區的人一律要說「邵語」，不說邵語者一律罰錢，不管它是說英語國語福佬語還是日語，收到的錢當作邵族文化發展基金，同時，不說邵語者還要掛狗牌以示懲戒。據說，前來觀光的客人將會看到巴努理事長在邵族卜吉社（荒謬的「德化社」的原名）的部落（或是邵族的祖居地「土亭仔」（Puzi））裡走來走去，口中唸唸有詞，到底是背誦唐詩三百首？還是偉大尊貴的邵語呢？希望全台同胞一起前往檢驗。記住，到邵族文化自治園區要準備門票（作為邵族文化發展基金），要說邵語。不過，邵族族人親友和「大家來寫村史」的參與者，都可以憑證免票。
充滿幽默感的邵族朋友的「構想」，還熱騰騰的在腦海中翻轉，日月潭就陷入天崩地裂的震央之中。
邵族文化自治園區的構想，突然間變成遠在天邊的虛幻夢想。
九二一震災之後，日月潭再度成為全國關注的重點，然而，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日月潭乃是震央所在，而非總人數只有283人的日月村（全村共有944人，邵人注定選不上村長）邵族的族群存亡問題。李總統日前已經指示觀光局儘速完成「開創日月潭新風貌整體綱要計畫」，希望提昇日月潭成為「國家風景特定區」，以作為國際級的旅遊聖地。消息一出，財團都高興得合不攏嘴，然而，邵族人卻像經歷更大的地震，邵族的未來也更加茫然了！
根據巴努理事長的體驗，政府對於邵族可說是壞事做盡，好事全無。民國三十九年，邵族人配合政府出錢捐地，整理出一片部落最寬闊的場地（邵人的祖靈祭場所，目前則是日月村的震災臨時安置場所），準備設立學校，沒想到後來學校被政府換了一塊地，同時還把邵族人的祖靈祭場所變賣給財團準備蓋大飯店。民國五十六年，南投縣長林洋港告訴邵人，說服邵人把僅有的一塊水田耕收當作「台灣山地文化中心」，「你們耕田太辛苦了，有了山地文化中心，以後就不用耕田了，裡面就是你們的工作場所。」沒想到，經過三十多年，邵人都沒有在山地文化中心擁有一官半職。民國七十九年，吳敦義縣長「重劃」德化社，邵人的土地所有權減縮成建築物所在地滴水線範圍之內，使得原本聚族而居的邵人聚落之內擠進了大量的平地人，根據邵人的說法，縣政府標售土地時，邵人一點也不知道有這回事，倒是有一大堆當時的縣府相關人員在事後成為重劃區之內的地主！民國七十九年的重劃，讓邵人對政府的信心崩潰，民國八十八年的震後計畫，仍然沒把邵人放在眼裡，等於將邵人徹底地推向萬劫不復的絕境。
南投縣政府在震後決定將邵人的聖地光華島，歸還邵族，並恢復舊名「拉魯」，同時也決定不再重建讓邵人深感屈辱的月下老人。十月三日《自由時報》的消息報導，李總統指示日月潭的重建不宜急就章，應有系統做好長期規劃。十月四日《中國時報》的消息也指出，中央政府與南投縣府達成協議，文武廟、教師會館、涵碧樓與天廬大飯店因為損毀嚴重，不得原地重建。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公部門初步的善意回應。然而，接下來十月八日《勁報》卻報導了一則讓人十分「地震」的勁爆消息，標題赫然是「李登輝：BOT我不懂，快改建涵碧樓就對了」小標題「昨日視察日月潭，當場拍定由台中鄉林建設負責改建工作」。相隔不到幾天，所有的善意一下子就被打死。
巴努不知道從哪裡聽來的消息，有一個日月潭的重建委員會什麼的，希望「邵族文化發展協會」能夠成為參與成員。
昨天是星期天，我邀約台大吳密察教授、中央大學戴寶村教授、師大莊萬壽教授與台大人類學系胡家瑜老師、台權會黃文雄先生六人同擠一車，再次進入日月村邵族聚落，希望能夠找到協助邵人重建家園的方法。巴努本身也是災民，患有災民共有的「未來想像遲鈍症」，對於過去的種種記憶猶新，對未來卻是茫然一片。巴努以為加入重建委員會就能保障邵人的文化與權益，黃文雄認為很可能成為花瓶。吳密察教授是前文化處委託的「大家來寫村史」計畫主持人，他表示，以前寫村史是太平盛世的做法，一切都可以慢慢來，現在已經面臨邵族人的族群滅絕的關鍵時刻，應該用非常的辦法來「寫邵族的村史」。胡家瑜老師希望能夠結合人類學系的課程，進入災區緊急搶救、紀錄邵族聚落的物質文化。社區營造學會發出的電子郵件，也吸引了台中商專商業設計系的三位應屆畢業生的回應，希望能進入現場幫忙邵族記錄邵人的臨時避難居所。
經過大家的討論，認為重建日月潭不應以商業化的機制為導向，而要以日月潭原住民邵族文化當作主體，不但要歸還光華島，還要重新思索邵族的未來，思索如何彌補政府「重劃」邵族聚落所造成的集體傷害，甚至邀請日月潭週邊的平地人共同思索，如何充運用極為珍貴卻也極度脆弱的邵族文化資產。
事實上，日月潭週邊的商店，不但邵人早就以「番產品」當作「招牌」，連平地人也要學幾句「山地話」，或以「番仔」自稱（冒充？），由此可見，邵族原住民和日月潭幾乎可以當成同一件事來看待，可惜，日月潭的原住民文化早就成為不倫不類的純商品，不但有國外進口的「看起來像番仔」的工藝品，也有大量生產的假原住民商品，更有漢人製作的想像番人商品。原住民文化近年來已成為世界各國進入國際的最佳外交利器，如果要提昇日月潭成為「國際旅遊聖地」，最有利的資源恐怕不是建築財團「我將再起」的巨型看板，而是仍舊活生生的邵族文化。
巴努「邵族文化自治園區」的夢想能不能完成？或許地震有機會成為轉機？（1999/10/11）
六堆，就是客家文化園區 /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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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堆，就是客家文化園區
從社區營造的角度思索屏東縣客家文化園區
陳板 2000. 7/21
屏東縣立文化中心以嚴密的競圖準則，徵求「客家文化園區整體規劃暨環境影
響評估服務建議書」，目的乃在於為將來的客家文化園區提供較為妥當的規劃
方向。其中，在競圖須知中明文規定，必須要能展現社區總體營造的精神，特
別引人注目。客家是一個超越地域的族群整體，而社區則是一個超越黨派與族
群的地域空間，兩者之間如何能找到一個協調性，的確必須有一番周詳的思慮。
面貌多樣的客家
客家文化是一個特異的人文現象，她的特異來自於其族群文化的模糊性與多樣
性，無論非客家人還是客家人，幾乎都難以找到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客家定
義」；客家人看到的客家是一個樣子，非客家人看到的客家又是另一個樣子；
台灣看到的客家是一個樣子，中國看到的客家是另一個樣子，南洋人、西洋人、
日本人、韓國人、伊朗人所看到的客家人則又是完全不同的樣子。甚至，北台
灣人和南台灣人（不管客家或非客家）所看到的客家也顯現出多樣的歧異性。
客家的歧異性反映了一個族群的時代情境。在我們看來，客家的認同（某一種
緣於主觀、自尊的想像）主宰了客家的多樣文化表現，客家因為和其他族群的
族群關係（既有比較的關係也有競爭的關係），調整了客家內部的認同重心、
或確認了自身的族群特性；客家因為在遷徙過程中適應千變萬化的自然環境，
自然而然地也就變化了自身的族群面貌。正是因為以上的人文與自然因素的雙
重作用，造就了客家族群內部的多樣性。
在一九八八年客家上街頭運動之前，客家的定義表現出相當程度的部落性與想
像性，客家人一方面以自己的部落（家族、社區）為主體，詮釋自身的客家定
義，一方面以中原傳統作為想像的終極指標，新竹人認為自己的最標準、六堆
人認為自己的最傳統，也因此展現出了客家的多樣性。客家運動之後，台灣客
家有了一次空前未有的族群再認識機會，南客、北客也有了日漸頻繁的接觸經
驗，相互之間的表述與接納，幾乎要顛覆了以往的客家定義，許多原本認為理
所當然的客家特性，如今開始出現了另類想法，原本不太確定的特性，如今更
加確定了。
一九八八年台灣的客家運動，在全世界的客家談論中，都稱得上是決定性的歷
史事件。在此之後，客家逐漸成為顯著的課題，城市裡頭的「隱形人現象」逐
年減少，以往不敢承認自己族群身分的客家人，只要找到機會都會宣稱自己「光
榮客家」的族群身分；最明顯的現象是，每到選舉時刻，街頭宣傳車除了以往
必備的國語、福佬語之外，幾乎都要添加客家話。影響所及，甚至還將這股客
家研究議題「反攻大陸」造就了中國近年來十分可觀的「客家熱」（不管是否
基於統戰的緣故），同時也帶動了海外的客家研究風氣。
近年來，客家熱潮在台灣開始蔓延到客家文物館、客家博物館、客家文化會館、
客家藝文活動中心與客家文化園區的營建上，如果要有一個概略的共同性描
述，或許可稱之為「客家象徵空間」罷。其實這也是一個頗為弔詭的現象，客
家運動的方向是什麼或目的在哪裡，在事隔十一年之後回顧起來，幾乎可以說
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地在「摸索」。而，如何創造客家的尊嚴，一直是客家
運動潛在的基調。可是到底客家是什麼，客家的尊嚴又是什麼，一直被延宕討
論，「客家空間」也就成為進入正式討論之前的「階段性」戰果。從北到南、
從東到西：台北市（有兩個）、台北縣、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台中縣、
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有兩個）和花蓮縣各有各的「客家象徵空間」，像
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從政治力的成果展現上，客家議題儼然已從過去的隱
形角色脫困而出，邁入一個新的境地。
其實，接下來的工作更加艱難，到底應該如何在博物館裡展現客家精神？應該
如何在客家文化園區呈現客家文化？應該如何用客家文物館述說客家歷史？客
家又是如何運用以上的「客家象徵空間」再創歷史新紀元？這些都是前所未有
的課題。
屏東縣以六堆客家文化的歷史優勢 以及地方客家文化工作者的努力催生 ，爭
取到第一個「客家文化園區」，一方面讓鄉親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榮耀，另一方
面也面臨了史無前例的開創性壓力。到底應該把客家文化園區規劃成什麼模
樣，才能讓客家文化更上一層樓，如何才能激勵客家人全面參與客家重建（再
造）運動，將會是目前最為迫切的課題。
把客家文化園區的規劃當成客家文化再造運動
「客家文化園區」是客家運動新產品，一方面展現了客家在台灣社會所佔的位
置愈來愈清晰，一方面也顯現出客家面臨新時代的族群危機。尤其是語言的流
失與文化認同的淡化，可說是台灣客家人最關心的族群危機。因此，設立「客
家象徵空間」就具有多重的意義，一方面要以這種特定的空間保存客家文化、
一方面又要藉著這個空間（既是一種機制也是一個象徵）鼓舞客家鄉親重回客
家認同之列。
「客家文化園區」可說是客家人繼一九八八年客家運動之後，又一次有機會擺
脫內部矛盾，開創客家新紀元的時機。
透過對於「六堆（屏東縣）客家文化園區」的（規劃）想像，可以重新確認客
家在六堆地區的歷史變革、重新認識到客家的族群價值；也可以重新省思客家
處身在所謂「新台灣人」的時代，應該如何面對台灣的族群關係。
目前，六堆地區正在進行「六堆客家鄉土誌」的編纂工作， 凝聚了一群熱愛
六堆鄉土文化的知識菁英，企圖在六堆鄉前輩鍾壬壽先生主編《六堆客家鄉土
誌》（屏東：常青出版社，1973）二十餘年之後，重新以「編纂委員會」的組
織編纂一套涵蓋全面的《六堆客家鄉土誌》。
依照一般的說法，如果說「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是硬體設施，那麼，《六堆客
家鄉土誌》的編纂就是文化園區的軟體了。在此，我們期許「六堆客家文化園
區」不只充當一個「硬體」，甚至更進一步擔負動員機制的作用。換句話說，
如果鄉土誌的寫作是「靜態的個人行為」，我們期許文化園區的規劃則是「動
態的集體動員」。
事實上，「六堆客家文化園區」也應該扮演這樣的角色，這也是「社區總體營
造」的精神。其實，不管是《六堆客家鄉土誌》的成員，甚至整個六堆人都是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的主體。透過園區的規劃，共同造就六堆客家文化的復
振運動。
六堆是南台灣最重要的客家大社區
從六堆歷史發展的過程來看，整個六堆就是一個「大社區」。然而，經過台灣
長期去本土的文化施政之後，新一代的六堆人對於自身的文化意義也就愈來愈
模糊，因此也就愈來愈感受不到自身的價值。
過去流傳下來的六堆的感人故事與偉大事蹟，逐漸被現代人視為落後。或者說，
只強調其中的某一個面向（如團結、社區整潔、硬頸等），卻放棄了更多的生
活價值的談論。
社區總體營造，也就是要把六堆大社區裡頭的所有價值重新挖掘出來，不管精
神層次還是物質層次，無論自然資源還是人文資源，透過像《六堆客家鄉土誌》
這樣的工作群全面的採訪挖掘，重新擬定六堆的社區願景。
網狀的客家文化資產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不應該是「中心化的文化中心」，在規劃的思考上，要
將整個六堆地區當作是客家文化園區的本體。每個小部落（以鄉土教學者的角
度來看，可以稱為「學區」，從內政部的角度來看，可以稱為「社區」）都是其
中的小文化園區，彼此凝結成「前堆」「後堆」「左堆」「右堆」「中堆」與「先
鋒堆」，每一個堆都是各自的文化園區，六個堆結成一個密不可分的「網狀文
化園區」。
在這個網狀的文化園區之內，每個部落（學區、社區）應該都能挖掘出各自的
文化資產。民間流傳一句話「一庄一俗」，以我們現代的語言重新解釋，就是
每一個部落（學區、社區），都會因為各自的自然條件、微氣候的特性、人文
關係的特殊處境塑造出各自的人文面貌，因此每個客家部落都擁有特別屬於自
我的文化主體性。連結這種獨特的文化主體，所形成的六堆客家文化，應當才
是我們所期許的多樣的「六堆文化」。
客家人從大陸原鄉移民到六堆新故鄉，經過三百多年的生存搏鬥，當然也就發
展出特屬於六堆的文化形貌。比如高樹鄉大路關的三座巨大的石獅子、美濃的
東門城樓、六龜新威的黃仙人圳、內埔的「逆杜君英庄界」、竹田忠義祠，以
及形式多樣的客家夥房屋、田園地景等等，整個六堆的豐富的網狀文化資產，
只有在原來的空間才能展現其文化價值，任何的移植、變造都將毀棄其本然價
值。
客家文化園區在六堆大社區營造應扮演的角色
從以上的觀察，應該可以瞭解，客家文化園區所扮演的角色最好是一個中介者。
在組織架構上，應廣納各界的意見以擴大參與感，讓每個「堆」都能和文化園
區建立各自的關係，每個部落的訊息都能展現在文化園區之內。其中最大的保
證則是，地方人的參與意識，地方人源源不絕地提供各個部落的最新訊息（同
時也隱含著彼此之間的競爭性），這樣，客家文化園區才是一個活的「生態園
區」。
可以想像，如果客家文化園區只是某些學者專家想像的機構，如何能夠容納六
堆人充滿了無限可能的多元想像呢？
在人文資產的重整上：客家文化園區應當作為縣府推動社區營造 的一環，共同
創造一個由下而上的社區運作機制與由上而下的行政支援體系之間的暢通管道
。由下而上，可以充分的展現民間的社區特性，由上而下，則在考量當下的社
會現實。客家文化園區，應當提供充分的「空間」，容納六堆客家多元的地域
思索可能性；也應開拓視野，在大地提供的寶貴資源基礎上創造新的六堆客家
文化。
以目前的處境而言，六堆的人文資源絕對稱得上豐富，然而，形塑歷史六堆的
「保鄉戰爭」已一去不復返了，如今已不可能重新發動對外的族群戰火，凝聚
分散各處的六堆認同，同時，經過了兩、三百年的互動，整個屏東的政治處境
已經翻轉過來，不同族群間早已形成跨越族群的「土地認同」，例如新近的綠
色環保運動，已經將整個南台灣凝結成一個生命共同體。如今的族群處境早已
不是歷史六堆那個樣子了，其他族群也或多或少能夠接受客家的種種表現。因
此，客家文化園區所扮演的腳色不再可能是武裝拓墾的指揮中心，而是客家人
文資源的重整中心。
在空間文化形式上：新的文化園區的規劃與設計，當然得吸納客家空間元素的
形式或精神，但是仍應以機能作為考量的依據。至於，如何展現（再現）傳統
客家建築的方法上，卻不見得要複製圓樓、方樓等典型建築，或許可以採取引
導性的或介紹性的方式，把文化園區當成訊息指引設施，例如：
1. 施工法：示範、操作參與、工匠技術的永續性。
與其在客家文化園區的硬體設施表現客家建築的傳統風格，不如讓這些傳
統施工法變成園區常設的「參與活動」：我們可以想像，要讓客家傳統建築
的文化能夠延續，必然得有永續生產的傳統施工法，如果園區內能夠找出
六堆地區的（所有）匠師，以專家或教授的身分聘任，一方面在園區內給
參觀作示範，一方面也傳授技藝，甚至作進一步的研究（或帶動研究），那
麼六堆的客家建築文化將永保新鮮，不致淪為博物館裡失去生命的標本。
2. 營建材料：傳統建材的再利用、技術操作。
在硬體結構中，使用目前營造業早已放棄的傳統建材，不但可以滿足六堆
人的傳統認同感，也可以透過新技術的操作，重新探究六堆建築的未來性，
甚至還能因而開發出一條「現代六堆建築」的道路。
3. 參觀者的參與感：常態性的操作機會、地域性的操作。
適度的讓參觀者加入操作的機會，可以更加體會現存（或現已不存）的六
堆傳統建築之美。這也是傳統戲曲裡頭的「票友」的機制，讓園區的參觀
者漸漸成為六堆建築（進而六堆文化）的「票友」，不但能夠培養客家文化
園區的義工，更能培育維護六堆傳統建築資產的愛鄉人。
4. 以傳統施工法再造園區建築。
嘗試開放若干比例的園區設施（如六堆館，每個堆有自己可以完全主導的
空間，建築物可以是永久的，也可以是臨時的；可以是定期競賽重建的，
也可以是輪庄營造的），以傳統的施工法施工，既可以展現不同地域（各堆）
的傳統工法，也能帶動風氣，提供新時代六堆建築的思考方向。一旦傳統
工法再度成為普遍的能力，維護六堆傳統建築的可能性也將大大的提高。
把客家文化園區當成是資訊中心的構想：透過客家文化園區的中介，參觀者可
以很快的瞭解六堆客家文化的梗概、參觀者可以很方便（經由便捷的文化公車、
小火車，或是方便的資訊網落）的到達每個部落（園區的主體）、參觀者可以
居住在每個部落（例如民居）之內、可以吃到部落內的道地的客家菜、更能切
實地感受到六堆人的真實體溫。
客家文化園區是行政支援中心：支援每個部落的人文（產業）的發展，持續營
造每個部落的活力。客家文化園區的主體當然不在硬體建築上，而是發展了兩、
三百年的六堆本身，因此，客家文化園區必須扮演行政支援者的角色，永續的
提供各堆行政的支援：提供文化的思索、產業的開拓與未來願景的公共論壇。
最後，我們得呼籲目前的規劃者只是一個資源協調、分析與技術服務的朋友，
製造六堆客家文化活絡機制的協助者，因此要怎樣的客家文化園區，主體應是
六堆人自己。大家一起來罷，六堆！
回目錄
六堆，就是客家文化園區
從社區營造的角度思索屏東縣客家文化園區
陳板 2000. 7/21
屏東縣立文化中心以嚴密的競圖準則，徵求「客家文化園區整體規劃暨環境影
響評估服務建議書」，目的乃在於為將來的客家文化園區提供較為妥當的規劃
方向。其中，在競圖須知中明文規定，必須要能展現社區總體營造的精神，特
別引人注目。客家是一個超越地域的族群整體，而社區則是一個超越黨派與族
群的地域空間，兩者之間如何能找到一個協調性，的確必須有一番周詳的思慮。
面貌多樣的客家
客家文化是一個特異的人文現象，她的特異來自於其族群文化的模糊性與多樣
性，無論非客家人還是客家人，幾乎都難以找到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客家定
義」；客家人看到的客家是一個樣子，非客家人看到的客家又是另一個樣子；
台灣看到的客家是一個樣子，中國看到的客家是另一個樣子，南洋人、西洋人、
日本人、韓國人、伊朗人所看到的客家人則又是完全不同的樣子。甚至，北台
灣人和南台灣人（不管客家或非客家）所看到的客家也顯現出多樣的歧異性。
客家的歧異性反映了一個族群的時代情境。在我們看來，客家的認同（某一種
緣於主觀、自尊的想像）主宰了客家的多樣文化表現，客家因為和其他族群的
族群關係（既有比較的關係也有競爭的關係），調整了客家內部的認同重心、
或確認了自身的族群特性；客家因為在遷徙過程中適應千變萬化的自然環境，
自然而然地也就變化了自身的族群面貌。正是因為以上的人文與自然因素的雙
重作用，造就了客家族群內部的多樣性。
在一九八八年客家上街頭運動之前，客家的定義表現出相當程度的部落性與想
像性，客家人一方面以自己的部落（家族、社區）為主體，詮釋自身的客家定
義，一方面以中原傳統作為想像的終極指標，新竹人認為自己的最標準、六堆
人認為自己的最傳統，也因此展現出了客家的多樣性。客家運動之後，台灣客
家有了一次空前未有的族群再認識機會，南客、北客也有了日漸頻繁的接觸經
驗，相互之間的表述與接納，幾乎要顛覆了以往的客家定義，許多原本認為理
所當然的客家特性，如今開始出現了另類想法，原本不太確定的特性，如今更
加確定了。
一九八八年台灣的客家運動，在全世界的客家談論中，都稱得上是決定性的歷
史事件。在此之後，客家逐漸成為顯著的課題，城市裡頭的「隱形人現象」逐
年減少，以往不敢承認自己族群身分的客家人，只要找到機會都會宣稱自己「光
榮客家」的族群身分；最明顯的現象是，每到選舉時刻，街頭宣傳車除了以往
必備的國語、福佬語之外，幾乎都要添加客家話。影響所及，甚至還將這股客
家研究議題「反攻大陸」造就了中國近年來十分可觀的「客家熱」（不管是否
基於統戰的緣故），同時也帶動了海外的客家研究風氣。
近年來，客家熱潮在台灣開始蔓延到客家文物館、客家博物館、客家文化會館、
客家藝文活動中心與客家文化園區的營建上，如果要有一個概略的共同性描
述，或許可稱之為「客家象徵空間」罷。其實這也是一個頗為弔詭的現象，客
家運動的方向是什麼或目的在哪裡，在事隔十一年之後回顧起來，幾乎可以說
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地在「摸索」。而，如何創造客家的尊嚴，一直是客家
運動潛在的基調。可是到底客家是什麼，客家的尊嚴又是什麼，一直被延宕討
論，「客家空間」也就成為進入正式討論之前的「階段性」戰果。從北到南、
從東到西：台北市（有兩個）、台北縣、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台中縣、
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有兩個）和花蓮縣各有各的「客家象徵空間」，像
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從政治力的成果展現上，客家議題儼然已從過去的隱
形角色脫困而出，邁入一個新的境地。
其實，接下來的工作更加艱難，到底應該如何在博物館裡展現客家精神？應該
如何在客家文化園區呈現客家文化？應該如何用客家文物館述說客家歷史？客
家又是如何運用以上的「客家象徵空間」再創歷史新紀元？這些都是前所未有
的課題。
屏東縣以六堆客家文化的歷史優勢 以及地方客家文化工作者的努力催生 ，爭
取到第一個「客家文化園區」，一方面讓鄉親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榮耀，另一方
面也面臨了史無前例的開創性壓力。到底應該把客家文化園區規劃成什麼模
樣，才能讓客家文化更上一層樓，如何才能激勵客家人全面參與客家重建（再
造）運動，將會是目前最為迫切的課題。
把客家文化園區的規劃當成客家文化再造運動
「客家文化園區」是客家運動新產品，一方面展現了客家在台灣社會所佔的位
置愈來愈清晰，一方面也顯現出客家面臨新時代的族群危機。尤其是語言的流
失與文化認同的淡化，可說是台灣客家人最關心的族群危機。因此，設立「客
家象徵空間」就具有多重的意義，一方面要以這種特定的空間保存客家文化、
一方面又要藉著這個空間（既是一種機制也是一個象徵）鼓舞客家鄉親重回客
家認同之列。
「客家文化園區」可說是客家人繼一九八八年客家運動之後，又一次有機會擺
脫內部矛盾，開創客家新紀元的時機。
透過對於「六堆（屏東縣）客家文化園區」的（規劃）想像，可以重新確認客
家在六堆地區的歷史變革、重新認識到客家的族群價值；也可以重新省思客家
處身在所謂「新台灣人」的時代，應該如何面對台灣的族群關係。
目前，六堆地區正在進行「六堆客家鄉土誌」的編纂工作， 凝聚了一群熱愛
六堆鄉土文化的知識菁英，企圖在六堆鄉前輩鍾壬壽先生主編《六堆客家鄉土
誌》（屏東：常青出版社，1973）二十餘年之後，重新以「編纂委員會」的組
織編纂一套涵蓋全面的《六堆客家鄉土誌》。
依照一般的說法，如果說「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是硬體設施，那麼，《六堆客
家鄉土誌》的編纂就是文化園區的軟體了。在此，我們期許「六堆客家文化園
區」不只充當一個「硬體」，甚至更進一步擔負動員機制的作用。換句話說，
如果鄉土誌的寫作是「靜態的個人行為」，我們期許文化園區的規劃則是「動
態的集體動員」。
事實上，「六堆客家文化園區」也應該扮演這樣的角色，這也是「社區總體營
造」的精神。其實，不管是《六堆客家鄉土誌》的成員，甚至整個六堆人都是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的主體。透過園區的規劃，共同造就六堆客家文化的復
振運動。
六堆是南台灣最重要的客家大社區
從六堆歷史發展的過程來看，整個六堆就是一個「大社區」。然而，經過台灣
長期去本土的文化施政之後，新一代的六堆人對於自身的文化意義也就愈來愈
模糊，因此也就愈來愈感受不到自身的價值。
過去流傳下來的六堆的感人故事與偉大事蹟，逐漸被現代人視為落後。或者說，
只強調其中的某一個面向（如團結、社區整潔、硬頸等），卻放棄了更多的生
活價值的談論。
社區總體營造，也就是要把六堆大社區裡頭的所有價值重新挖掘出來，不管精
神層次還是物質層次，無論自然資源還是人文資源，透過像《六堆客家鄉土誌》
這樣的工作群全面的採訪挖掘，重新擬定六堆的社區願景。
網狀的客家文化資產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不應該是「中心化的文化中心」，在規劃的思考上，要
將整個六堆地區當作是客家文化園區的本體。每個小部落（以鄉土教學者的角
度來看，可以稱為「學區」，從內政部的角度來看，可以稱為「社區」）都是其
中的小文化園區，彼此凝結成「前堆」「後堆」「左堆」「右堆」「中堆」與「先
鋒堆」，每一個堆都是各自的文化園區，六個堆結成一個密不可分的「網狀文
化園區」。
在這個網狀的文化園區之內，每個部落（學區、社區）應該都能挖掘出各自的
文化資產。民間流傳一句話「一庄一俗」，以我們現代的語言重新解釋，就是
每一個部落（學區、社區），都會因為各自的自然條件、微氣候的特性、人文
關係的特殊處境塑造出各自的人文面貌，因此每個客家部落都擁有特別屬於自
我的文化主體性。連結這種獨特的文化主體，所形成的六堆客家文化，應當才
是我們所期許的多樣的「六堆文化」。
客家人從大陸原鄉移民到六堆新故鄉，經過三百多年的生存搏鬥，當然也就發
展出特屬於六堆的文化形貌。比如高樹鄉大路關的三座巨大的石獅子、美濃的
東門城樓、六龜新威的黃仙人圳、內埔的「逆杜君英庄界」、竹田忠義祠，以
及形式多樣的客家夥房屋、田園地景等等，整個六堆的豐富的網狀文化資產，
只有在原來的空間才能展現其文化價值，任何的移植、變造都將毀棄其本然價
值。
客家文化園區在六堆大社區營造應扮演的角色
從以上的觀察，應該可以瞭解，客家文化園區所扮演的角色最好是一個中介者。
在組織架構上，應廣納各界的意見以擴大參與感，讓每個「堆」都能和文化園
區建立各自的關係，每個部落的訊息都能展現在文化園區之內。其中最大的保
證則是，地方人的參與意識，地方人源源不絕地提供各個部落的最新訊息（同
時也隱含著彼此之間的競爭性），這樣，客家文化園區才是一個活的「生態園
區」。
可以想像，如果客家文化園區只是某些學者專家想像的機構，如何能夠容納六
堆人充滿了無限可能的多元想像呢？
在人文資產的重整上：客家文化園區應當作為縣府推動社區營造 的一環，共同
創造一個由下而上的社區運作機制與由上而下的行政支援體系之間的暢通管道
。由下而上，可以充分的展現民間的社區特性，由上而下，則在考量當下的社
會現實。客家文化園區，應當提供充分的「空間」，容納六堆客家多元的地域
思索可能性；也應開拓視野，在大地提供的寶貴資源基礎上創造新的六堆客家
文化。
以目前的處境而言，六堆的人文資源絕對稱得上豐富，然而，形塑歷史六堆的
「保鄉戰爭」已一去不復返了，如今已不可能重新發動對外的族群戰火，凝聚
分散各處的六堆認同，同時，經過了兩、三百年的互動，整個屏東的政治處境
已經翻轉過來，不同族群間早已形成跨越族群的「土地認同」，例如新近的綠
色環保運動，已經將整個南台灣凝結成一個生命共同體。如今的族群處境早已
不是歷史六堆那個樣子了，其他族群也或多或少能夠接受客家的種種表現。因
此，客家文化園區所扮演的腳色不再可能是武裝拓墾的指揮中心，而是客家人
文資源的重整中心。
在空間文化形式上：新的文化園區的規劃與設計，當然得吸納客家空間元素的
形式或精神，但是仍應以機能作為考量的依據。至於，如何展現（再現）傳統
客家建築的方法上，卻不見得要複製圓樓、方樓等典型建築，或許可以採取引
導性的或介紹性的方式，把文化園區當成訊息指引設施，例如：
1. 施工法：示範、操作參與、工匠技術的永續性。
與其在客家文化園區的硬體設施表現客家建築的傳統風格，不如讓這些傳
統施工法變成園區常設的「參與活動」：我們可以想像，要讓客家傳統建築
的文化能夠延續，必然得有永續生產的傳統施工法，如果園區內能夠找出
六堆地區的（所有）匠師，以專家或教授的身分聘任，一方面在園區內給
參觀作示範，一方面也傳授技藝，甚至作進一步的研究（或帶動研究），那
麼六堆的客家建築文化將永保新鮮，不致淪為博物館裡失去生命的標本。
2. 營建材料：傳統建材的再利用、技術操作。
在硬體結構中，使用目前營造業早已放棄的傳統建材，不但可以滿足六堆
人的傳統認同感，也可以透過新技術的操作，重新探究六堆建築的未來性，
甚至還能因而開發出一條「現代六堆建築」的道路。
3. 參觀者的參與感：常態性的操作機會、地域性的操作。
適度的讓參觀者加入操作的機會，可以更加體會現存（或現已不存）的六
堆傳統建築之美。這也是傳統戲曲裡頭的「票友」的機制，讓園區的參觀
者漸漸成為六堆建築（進而六堆文化）的「票友」，不但能夠培養客家文化
園區的義工，更能培育維護六堆傳統建築資產的愛鄉人。
4. 以傳統施工法再造園區建築。
嘗試開放若干比例的園區設施（如六堆館，每個堆有自己可以完全主導的
空間，建築物可以是永久的，也可以是臨時的；可以是定期競賽重建的，
也可以是輪庄營造的），以傳統的施工法施工，既可以展現不同地域（各堆）
的傳統工法，也能帶動風氣，提供新時代六堆建築的思考方向。一旦傳統
工法再度成為普遍的能力，維護六堆傳統建築的可能性也將大大的提高。
把客家文化園區當成是資訊中心的構想：透過客家文化園區的中介，參觀者可
以很快的瞭解六堆客家文化的梗概、參觀者可以很方便（經由便捷的文化公車、
小火車，或是方便的資訊網落）的到達每個部落（園區的主體）、參觀者可以
居住在每個部落（例如民居）之內、可以吃到部落內的道地的客家菜、更能切
實地感受到六堆人的真實體溫。
客家文化園區是行政支援中心：支援每個部落的人文（產業）的發展，持續營
造每個部落的活力。客家文化園區的主體當然不在硬體建築上，而是發展了兩、
三百年的六堆本身，因此，客家文化園區必須扮演行政支援者的角色，永續的
提供各堆行政的支援：提供文化的思索、產業的開拓與未來願景的公共論壇。
最後，我們得呼籲目前的規劃者只是一個資源協調、分析與技術服務的朋友，
製造六堆客家文化活絡機制的協助者，因此要怎樣的客家文化園區，主體應是
六堆人自己。大家一起來罷，六堆！
六家遺書 還是六家庄傳家寶 /陳板
六家遺書 還是六家庄傳家寶
陳板 1999. 8/31
如果一個星期有一個地方、一棵樹、一群朋友或一個小故事可以享受、可以沈醉，一年就有五十二個生命的驚喜。
如果一個社區有五十二個讓人消磨每個週末的角落，社區就不怕吸引不到離鄉遊子的回歸。
六家庄一度是一個不用思考未來的永恆鄉土，社會會變但是不用擔心土地會變、人會賺錢家會興旺但是不用擔心土地會離我而去，六家庄歷經兩百多年來的農業發展，理當要走向一個理想的農村理想國。可是，這個「理當」卻永遠都不會來到，未來的六家將會走向六家農民想都想不到的「現代社會」，原有的農村景觀、農村生活與農村語言都將隨水西去。現在的六家，處身在歷史的關鍵位置，過去還沒來得及瞭解，就要走向想都沒想過的未來。
高速鐵路要來六家，鄰長伯還以為高鐵是六家最大條的嘉興路旁邊的商業大樓。高鐵要來，六家農民擔心的是下一季稻子還要不要種，林老師很遺憾他的最後一次插秧沒有用攝影機記錄下來，舅舅不敢播種，只好細心呵護上一季留下來的禾頭長出下一季的稻子。高鐵說要延後兩年才能完工，老百姓心中想的卻是十年後。
看著我們這些文化插事 者一遍又一遍的走過六家庄的田野，六家人也感染了離棄的感傷，漸漸有人開始思索文化的事情了，什麼是應該保留的呢？鹿場里曾鄰長懇切的希望我們能夠替他保留曾屋屋背的「涼井」，「以前都是喝這口井的呀，地理師說這口井是地方的『活穴』。」對於曾家人而言，房子會被拆除、稻田會變馬路，然而，就在土地都在都市計畫的區段徵收之後，曾屋主人請求我們幫他留下一口涼井，留給曾屋的後代子孫，也留給未來的六家人做紀念。這就是一個特別屬於曾家人的「傳家之寶」，也是六家人的「珍貴地點」。
高速鐵路要來，激起了六家人的歷史情懷。除了曾屋的涼井之外，還有什麼是六家人的傳家之寶？我們無從猜想，只能由六家人自己去判斷。每個家庭都有特別屬於自己的傳家之寶，有賴大家一起來尋寶。六家國小校園裡頭的老樹、農民灌溉的水圳、居住了七、八代之久的老房子、習以為常卻特別屬於六家的嗶朴樹（朴子樹）、粄葉樹（黃槿）、隘口邱屋的水車、老農夫自己親手營建用來迎娶妻子的記憶地點、為了爭水差一點打起來的老故事？用一整年的時間去回想自己的傳家寶夠嗎？用一輩子去回想家鄉賜予自己的傳家寶夠嗎？我們也沒有解答。
六家人應該拿著什麼帶入二十一世紀？金錢，變賣了祖產之後就有了！然而，要買什麼給自己、要留什麼給兒孫？古代的中國人把這樣的想像鑄造在青銅器、刊刻在玉石，並用文字標示「子子孫孫永寶用」。現在回想起來也令人迷糊，古人想傳給子子孫孫的，究竟是那個青銅器、玉石的本身，還是「子子孫孫永寶用」的文字呢？青銅和玉石現在都變成博物院裡的寶物，然而，在這些寶物的物質價值之外，古人似乎早已明白真正無價的乃是「子子孫孫永寶用」文字背後的精神意義罷。
六家人的傳家寶會不會是青銅器，會不會是玉石，目前還無從得知。然而因為都市計畫而消逝的天主堂，在拆除當天，讓天主的六家信徒泫然淚下，是否已經賜予六家人一個珍貴的啟示呢？如果能夠因為犧牲一座精美的天主堂，而喚醒六家人的人文意識，進而促成六家庄的社區人文重建，或許六家人就能夠明確的指認自身的傳家寶，那麼，當年辛苦營建六家聖堂的朗示明神父，的奉獻就沒有白費了。（1999.8.31）
陳板 1999. 8/31
如果一個星期有一個地方、一棵樹、一群朋友或一個小故事可以享受、可以沈醉，一年就有五十二個生命的驚喜。
如果一個社區有五十二個讓人消磨每個週末的角落，社區就不怕吸引不到離鄉遊子的回歸。
六家庄一度是一個不用思考未來的永恆鄉土，社會會變但是不用擔心土地會變、人會賺錢家會興旺但是不用擔心土地會離我而去，六家庄歷經兩百多年來的農業發展，理當要走向一個理想的農村理想國。可是，這個「理當」卻永遠都不會來到，未來的六家將會走向六家農民想都想不到的「現代社會」，原有的農村景觀、農村生活與農村語言都將隨水西去。現在的六家，處身在歷史的關鍵位置，過去還沒來得及瞭解，就要走向想都沒想過的未來。
高速鐵路要來六家，鄰長伯還以為高鐵是六家最大條的嘉興路旁邊的商業大樓。高鐵要來，六家農民擔心的是下一季稻子還要不要種，林老師很遺憾他的最後一次插秧沒有用攝影機記錄下來，舅舅不敢播種，只好細心呵護上一季留下來的禾頭長出下一季的稻子。高鐵說要延後兩年才能完工，老百姓心中想的卻是十年後。
看著我們這些文化插事 者一遍又一遍的走過六家庄的田野，六家人也感染了離棄的感傷，漸漸有人開始思索文化的事情了，什麼是應該保留的呢？鹿場里曾鄰長懇切的希望我們能夠替他保留曾屋屋背的「涼井」，「以前都是喝這口井的呀，地理師說這口井是地方的『活穴』。」對於曾家人而言，房子會被拆除、稻田會變馬路，然而，就在土地都在都市計畫的區段徵收之後，曾屋主人請求我們幫他留下一口涼井，留給曾屋的後代子孫，也留給未來的六家人做紀念。這就是一個特別屬於曾家人的「傳家之寶」，也是六家人的「珍貴地點」。
高速鐵路要來，激起了六家人的歷史情懷。除了曾屋的涼井之外，還有什麼是六家人的傳家之寶？我們無從猜想，只能由六家人自己去判斷。每個家庭都有特別屬於自己的傳家之寶，有賴大家一起來尋寶。六家國小校園裡頭的老樹、農民灌溉的水圳、居住了七、八代之久的老房子、習以為常卻特別屬於六家的嗶朴樹（朴子樹）、粄葉樹（黃槿）、隘口邱屋的水車、老農夫自己親手營建用來迎娶妻子的記憶地點、為了爭水差一點打起來的老故事？用一整年的時間去回想自己的傳家寶夠嗎？用一輩子去回想家鄉賜予自己的傳家寶夠嗎？我們也沒有解答。
六家人應該拿著什麼帶入二十一世紀？金錢，變賣了祖產之後就有了！然而，要買什麼給自己、要留什麼給兒孫？古代的中國人把這樣的想像鑄造在青銅器、刊刻在玉石，並用文字標示「子子孫孫永寶用」。現在回想起來也令人迷糊，古人想傳給子子孫孫的，究竟是那個青銅器、玉石的本身，還是「子子孫孫永寶用」的文字呢？青銅和玉石現在都變成博物院裡的寶物，然而，在這些寶物的物質價值之外，古人似乎早已明白真正無價的乃是「子子孫孫永寶用」文字背後的精神意義罷。
六家人的傳家寶會不會是青銅器，會不會是玉石，目前還無從得知。然而因為都市計畫而消逝的天主堂，在拆除當天，讓天主的六家信徒泫然淚下，是否已經賜予六家人一個珍貴的啟示呢？如果能夠因為犧牲一座精美的天主堂，而喚醒六家人的人文意識，進而促成六家庄的社區人文重建，或許六家人就能夠明確的指認自身的傳家寶，那麼，當年辛苦營建六家聖堂的朗示明神父，的奉獻就沒有白費了。（1999.8.31）
六家天主堂 /陳板
六家天主堂
陳板 1999. 2/25
新竹地區有許多天主堂，建築物（聖堂）多半設計得很精采，西洋式的建築風格讓新竹傳統聚落添增幾許異國風情，庭園內的兒童遊戲設施、修茸得宜的草皮、親切可人的植栽以及笑容可掬的洋人神父、修女，不但是一種戰後的新生風景，大概也是在鄉街聚落裡成長的兒童的共同記憶了。
六家也有一座天主堂，也是這波戰後天主堂營建風潮的產物。根據六家天主堂傳教員鄒德元先生的報導，大約在民國四十一、二年間，原本在中國大陸傳教的耶蘇會士，因為大陸赤化禁絕各種宗教的傳播，而隨國民政府的腳步來到台灣。當時新竹地區幾乎每個鄉鎮都同時籌備天主堂的營建（如關西、石光、坪林、水汴頭、新埔、照門、竹東、九讚頭、內灣等），竹北市（當時為竹北鄉）則在竹北與六家兩個人群較為密集的聚落各設一座天主堂。六家天主堂的創設者是西班牙比爾堡人朗示明神父，民國四十一年居住在比較熱鬧的新埔，奔波在六家與新埔之間尋找地點、籌劃傳教事宜。為此，朗神父還回到家鄉向家人與親友募款，連天主堂的設計者也是自己的表弟。朗神父從民國四十四年開始任職到民國五十九年，續任的有孫達、祁慕耕、馮德山與現任的桑朗度神父。
剛開始的傳教工作可說是備極艱辛，六家地區的民間傳統宗教深入民心，新的信仰形式幾乎沒有生存的空間。為了瞭解六家天主堂的沿革，我也採訪了我的社區記者——我的母親，她表示，過去天主堂有發放麵粉之類的急難用品，不過，大概都是比較窮的人才會進天主堂領取，至於母親家族則很難感受到天主堂的價值。朗神父乃以慈善與社會工作取得與地方百姓接觸的機會，一方面從事家庭訪問，一方面辦幼稚園。白天有忙不完的農事，幾乎可以說是農村的習慣，因此家庭訪問都選在晚上進行，訪問內容則是生活關心與介紹宗教同時進行，也用幻燈片介紹宗教道理。目前約有一百五十個教友，第一個受洗的是蔡清淡先生。
民國四十五年，啟明幼稚園正式開班招生，六家天主堂透過幼兒教育溫柔地傳遞宗教的道理，一開始就吸引了兩班的小朋友就讀，最蓬勃的時代是從民國六十年到民國八十年，學生人數維持在一百八十人到兩百人之間，自民國七十年之後，開始有新的幼稚園設立，近七、八年間又降至一百位左右。啟明幼稚園是竹北市最早的幼稚園，戰後出生的六家小朋友，有很多都是這間幼稚園培育出來的校友。我的阿姨范美玉小姐住在幼稚園對面，當了很多年的幼稚園老師。民國四十八年，有鑑於原有的幼稚園空間已不敷使用，乃在東側加蓋一座聖堂，設計師仍是朗神父的表弟，水泥匠師則是我的親家公（范美玉的養父）。民國四十九年聖堂落成，由台北下來的成主教為聖堂祝聖。聖堂建築外表以洗石子為主體，樸實有力，部分建材（如彩色玻璃）由西班牙進口，內部空間也是樸素而不失精緻，同時因彩色玻璃的光影變化，呈現一股絢麗多彩地宗教莊嚴感，十分令人感動。
民國六十年左右，六家天主堂成立互助會，以「平時儲蓄，急用貸款」的理念近一步服務地方，更加強化了六家天主堂與地方的關係。在此之前，六家農民一直沒有較具公信力的金融交換機構，農會以農村剩餘作為營運號召，然而農民遇上緊急事故卻又找不到融資的機構，六家天主堂的互助會也就扮演了穩定農村生活的金融管理者的角色。
可惜，近來因為都市重劃與高鐵聯外道路的關係，精美的聖堂有三分之一即將遭到拆除的命運，希望有關當局能體會到六家天主堂的價值，妥善處理聖堂面臨的問題。（1999.2.25）
陳板 1999. 2/25
新竹地區有許多天主堂，建築物（聖堂）多半設計得很精采，西洋式的建築風格讓新竹傳統聚落添增幾許異國風情，庭園內的兒童遊戲設施、修茸得宜的草皮、親切可人的植栽以及笑容可掬的洋人神父、修女，不但是一種戰後的新生風景，大概也是在鄉街聚落裡成長的兒童的共同記憶了。
六家也有一座天主堂，也是這波戰後天主堂營建風潮的產物。根據六家天主堂傳教員鄒德元先生的報導，大約在民國四十一、二年間，原本在中國大陸傳教的耶蘇會士，因為大陸赤化禁絕各種宗教的傳播，而隨國民政府的腳步來到台灣。當時新竹地區幾乎每個鄉鎮都同時籌備天主堂的營建（如關西、石光、坪林、水汴頭、新埔、照門、竹東、九讚頭、內灣等），竹北市（當時為竹北鄉）則在竹北與六家兩個人群較為密集的聚落各設一座天主堂。六家天主堂的創設者是西班牙比爾堡人朗示明神父，民國四十一年居住在比較熱鬧的新埔，奔波在六家與新埔之間尋找地點、籌劃傳教事宜。為此，朗神父還回到家鄉向家人與親友募款，連天主堂的設計者也是自己的表弟。朗神父從民國四十四年開始任職到民國五十九年，續任的有孫達、祁慕耕、馮德山與現任的桑朗度神父。
剛開始的傳教工作可說是備極艱辛，六家地區的民間傳統宗教深入民心，新的信仰形式幾乎沒有生存的空間。為了瞭解六家天主堂的沿革，我也採訪了我的社區記者——我的母親，她表示，過去天主堂有發放麵粉之類的急難用品，不過，大概都是比較窮的人才會進天主堂領取，至於母親家族則很難感受到天主堂的價值。朗神父乃以慈善與社會工作取得與地方百姓接觸的機會，一方面從事家庭訪問，一方面辦幼稚園。白天有忙不完的農事，幾乎可以說是農村的習慣，因此家庭訪問都選在晚上進行，訪問內容則是生活關心與介紹宗教同時進行，也用幻燈片介紹宗教道理。目前約有一百五十個教友，第一個受洗的是蔡清淡先生。
民國四十五年，啟明幼稚園正式開班招生，六家天主堂透過幼兒教育溫柔地傳遞宗教的道理，一開始就吸引了兩班的小朋友就讀，最蓬勃的時代是從民國六十年到民國八十年，學生人數維持在一百八十人到兩百人之間，自民國七十年之後，開始有新的幼稚園設立，近七、八年間又降至一百位左右。啟明幼稚園是竹北市最早的幼稚園，戰後出生的六家小朋友，有很多都是這間幼稚園培育出來的校友。我的阿姨范美玉小姐住在幼稚園對面，當了很多年的幼稚園老師。民國四十八年，有鑑於原有的幼稚園空間已不敷使用，乃在東側加蓋一座聖堂，設計師仍是朗神父的表弟，水泥匠師則是我的親家公（范美玉的養父）。民國四十九年聖堂落成，由台北下來的成主教為聖堂祝聖。聖堂建築外表以洗石子為主體，樸實有力，部分建材（如彩色玻璃）由西班牙進口，內部空間也是樸素而不失精緻，同時因彩色玻璃的光影變化，呈現一股絢麗多彩地宗教莊嚴感，十分令人感動。
民國六十年左右，六家天主堂成立互助會，以「平時儲蓄，急用貸款」的理念近一步服務地方，更加強化了六家天主堂與地方的關係。在此之前，六家農民一直沒有較具公信力的金融交換機構，農會以農村剩餘作為營運號召，然而農民遇上緊急事故卻又找不到融資的機構，六家天主堂的互助會也就扮演了穩定農村生活的金融管理者的角色。
可惜，近來因為都市重劃與高鐵聯外道路的關係，精美的聖堂有三分之一即將遭到拆除的命運，希望有關當局能體會到六家天主堂的價值，妥善處理聖堂面臨的問題。（1999.2.25）
十五朗圳再生 /陳板
陳板 2000. 4/12
六家庄位於新竹兩河流域（頭前溪與鳳山溪）沖積平原的中心地帶，兩百多年來一直是新竹的穀倉，充足的水資源與平坦的沖積農田，讓六家庄的農業生產成為鄰近庄頭極度羨慕的對象，位於靠山地區的新竹人每每以「搵水田」相稱，意思就是指老天爺特別眷顧六家庄的農田，能讓水源無虞。
至今，儘管耕田早已無法養家活口，六家仍然是新竹地區水田耕作最積極的地區。六家人仍舊隨著時序更迭耕田下種，事實上情感的因素大於實質的經濟效益。換句話說，耕田已經由早年維繫生計的基本勞動，演變成為一種文化認同的象徵，六家人認為，讓好好的田放荒長草是不道德的行為，因此每到農忙時節，出外工作的六家年輕人甚至必須向公司請假回家參與農事，隨便屈指一算就知道，這是不敷成本的作法。
六家人對於農田的道德感，應當與水有密切關連。
早在清朝乾隆年間，大陸移民一進入六家開墾，就積極地展開水資源的開拓工程。完工之後六家人以「林根德」，作為六家水圳的「名譽創建人」，事實上林根德不但從未來過台灣，而且是六家林家來台祖十四代之前的開饒平始祖。從現在的眼光來看，這樣的安排蘊含某種政治重整的意義，六個來自饒平原鄉的不同來台祖後裔，透過灌溉水圳重新凝聚在共同遠祖的名下，以「共飲一條水」宣稱彼此為團結一致的生命共同體。這條水圳初名「六張犁圳」，又稱「東興圳」，水源頭在竹北與芎林交界的五座屋，複雜卻又有條不紊的灌溉系統像人類身體的血液輸送脈絡，水頭是心臟，農田是微血管，而大小水圳就是大小動脈了。
十五朗圳是由六張犁圳大動脈分出來的小動脈。從古老的聚落番子寮旁邊的「大汴」，一共分為四條小水圳，高圳、低圳、麻園圳與十五朗圳，分別灌溉六家庄的上百甲良田。每一條水圳都因為流經不同的土地紋理，而有個別的特色。十五朗圳名稱的由來，就是因為圳水灌溉了十五朗田。十五朗田又分為「上十五朗」與「下十五朗」，都是沿著水圳呈「非」字形狀分佈的水田，直的兩豎是水圳，橫的則是田畝。朗，是客家話田畝的單位名稱，一朗就是一塊長條型的田畝，顧名思義十五朗就是非字旁邊有十五長條的水田。上十五朗多半是饒平林家後裔的田畝，下十五朗則多為新竹城的福佬地主所有，中央有一條分支往北流，恰恰流經六家國小，讓六家國小得天獨厚地擁有一條活水穿越校園，也活絡了六家國小九十年來的學子的學習心境。
十五朗圳的水從頭前溪接引而來，流過五座屋、番子寮，穿越上十五朗田進到校園裡頭，使得每一個六家國小的小學生有機會親身體會父祖輩辛勤耕耘兩百多年的六家水文化。近來六家國小開始切入六家庄的村史計畫，也嘗試以十五朗圳的親水設施計畫，重新接合校園與社區的關係，一方面讓社區成為學習的場所，另一方面也讓校園也像自己的家一般親切。
六家庄位於新竹兩河流域（頭前溪與鳳山溪）沖積平原的中心地帶，兩百多年來一直是新竹的穀倉，充足的水資源與平坦的沖積農田，讓六家庄的農業生產成為鄰近庄頭極度羨慕的對象，位於靠山地區的新竹人每每以「搵水田」相稱，意思就是指老天爺特別眷顧六家庄的農田，能讓水源無虞。
至今，儘管耕田早已無法養家活口，六家仍然是新竹地區水田耕作最積極的地區。六家人仍舊隨著時序更迭耕田下種，事實上情感的因素大於實質的經濟效益。換句話說，耕田已經由早年維繫生計的基本勞動，演變成為一種文化認同的象徵，六家人認為，讓好好的田放荒長草是不道德的行為，因此每到農忙時節，出外工作的六家年輕人甚至必須向公司請假回家參與農事，隨便屈指一算就知道，這是不敷成本的作法。
六家人對於農田的道德感，應當與水有密切關連。
早在清朝乾隆年間，大陸移民一進入六家開墾，就積極地展開水資源的開拓工程。完工之後六家人以「林根德」，作為六家水圳的「名譽創建人」，事實上林根德不但從未來過台灣，而且是六家林家來台祖十四代之前的開饒平始祖。從現在的眼光來看，這樣的安排蘊含某種政治重整的意義，六個來自饒平原鄉的不同來台祖後裔，透過灌溉水圳重新凝聚在共同遠祖的名下，以「共飲一條水」宣稱彼此為團結一致的生命共同體。這條水圳初名「六張犁圳」，又稱「東興圳」，水源頭在竹北與芎林交界的五座屋，複雜卻又有條不紊的灌溉系統像人類身體的血液輸送脈絡，水頭是心臟，農田是微血管，而大小水圳就是大小動脈了。
十五朗圳是由六張犁圳大動脈分出來的小動脈。從古老的聚落番子寮旁邊的「大汴」，一共分為四條小水圳，高圳、低圳、麻園圳與十五朗圳，分別灌溉六家庄的上百甲良田。每一條水圳都因為流經不同的土地紋理，而有個別的特色。十五朗圳名稱的由來，就是因為圳水灌溉了十五朗田。十五朗田又分為「上十五朗」與「下十五朗」，都是沿著水圳呈「非」字形狀分佈的水田，直的兩豎是水圳，橫的則是田畝。朗，是客家話田畝的單位名稱，一朗就是一塊長條型的田畝，顧名思義十五朗就是非字旁邊有十五長條的水田。上十五朗多半是饒平林家後裔的田畝，下十五朗則多為新竹城的福佬地主所有，中央有一條分支往北流，恰恰流經六家國小，讓六家國小得天獨厚地擁有一條活水穿越校園，也活絡了六家國小九十年來的學子的學習心境。
十五朗圳的水從頭前溪接引而來，流過五座屋、番子寮，穿越上十五朗田進到校園裡頭，使得每一個六家國小的小學生有機會親身體會父祖輩辛勤耕耘兩百多年的六家水文化。近來六家國小開始切入六家庄的村史計畫，也嘗試以十五朗圳的親水設施計畫，重新接合校園與社區的關係，一方面讓社區成為學習的場所，另一方面也讓校園也像自己的家一般親切。
八掌溪事件與野溪整治 /陳板
八掌溪事件與野溪整治
陳板 2000. 7/26
八掌溪事件，四位工人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大水沖走，傷透了在電視銀幕前面的全國人民的心，一時之間，直昇機，尤其是海鷗直昇機成為眾矢之的，隱隱然成為間接的殺人兇手。隔天，在野黨立刻將該事件上升成為政治事件，海鷗直昇機也就等同於新政府的劊子手，在這個邏輯的推衍下新政府就順理成章成為殺人兇手（有些在野黨人士聲稱新政府草菅人命），在媒體的追擊之下新政府的行政院長立刻辭職以示負責（後來由副院長下臺），整個過程發展得令人目不暇給。從辭職謝罪的政治高度來看，其嚴重性已經遠遠超過兩岸關係等等的政策性政治事件。
透過媒體不斷地重播救災失敗的畫面，全國人民的思索都集中在救災這個環結，再加上政治人物有意把事件上升到新政府的能力問題，也催化了國人（包含新政府的成員）對於事件的泛政治化思索。幾乎讓我們遺忘了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官僚體制中政治責任的分層負責的基本精神。
第一次看到在電視畫面上所見的四位罹難者的八掌溪現場，讓我印象十分深刻，我心中一直有個疑問，為什麼他們會被困在那樣的地方呢？先前，從新聞快報中得知，四名工人困在中埔鄉與番路鄉交界的吳鳳橋下的八掌溪，本以為是困在河川自然形成的沙洲上，然而電視上卻出現令人難以置信的畫面，在全面砂質化的八掌溪中央，出現了成排幾何形的硬塊，四名工人緊緊的抓在一起，就站在一大片呈現方形的跌水工程的正中央，其下方就是包商所製造出來的人工瀑布，也是危險的所在。在隔天的後續追蹤報導中，電視畫面拍到了已經乾涸的八掌溪，露出了災難現場，我才恍然大悟，他們站立的位置就是所謂「河川固床工程」的水泥塊上。
原來又是河川整治工程的一次後續事件，從民國83年度到88年度，台灣省政府執行了一項空前的「防洪排水及水土保持」計畫，編列了總經費高達2147億7867萬元的工程經費，名為整治，事實上幾乎可以說是全台河川的水泥化的世紀末環保浩劫。
八掌溪的河川固床工程，應當就是這項計畫的一個小計畫。
台灣有許多美麗的河川與山溪，而且，多半是地方文化的起源地或是各地兒童的最佳親水場所，許多台灣人都是在這些河川或山溪中，度過最美好的魚蝦童年經驗。然而，在「防洪排水及水土保持」的計畫中，大部分美麗自然的小河流，都被當成無名的「野溪」而遭受整治的命運，於是，許多人的童年經驗全都被水泥掩蓋了，更糟糕的是，各地方的基層行政單位為了爭取政治業績，拼命爭取補助款，把許多根本從未氾濫過的小河流也開腸剖肚，一條一條變成了水泥溝。這個經常令人氣結的「防洪排水及水土保持」計畫，不但創造了「要五毛給一塊」的政治奇蹟，樂壞了地方小政客，更把台灣的自然風貌一點一滴的的切割毀棄。
如今，八掌溪的河川固床工程，鬧出了人命，然而，如果只看到最後階段的救災權責，沒看到事件背後的超級破壞自然的「國家建設」，那麼四位工人的犧牲，依舊是枉然。如今，「防洪排水及水土保持」計畫因為凍省，移轉到中央水資局，成為新政府的功課。然而，我們不禁要問，在全然砂質化的八掌溪，幾塊水泥塊如何能夠「固床」，在下一次小小雨水的沖襲之下，還能夠保得住嗎？同時，全台灣那麼多的不需要整治的自然河川有沒有機會重新獲得生命，魚蝦有沒有機會重新回到台灣——福爾摩沙的河川裡呢？慟定思痛，國人實在應該重新檢討「野溪整治」的必要性，以及只為了擴大內需所推行的河川水泥化工程？（2000/7/26）
陳板 2000. 7/26
八掌溪事件，四位工人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大水沖走，傷透了在電視銀幕前面的全國人民的心，一時之間，直昇機，尤其是海鷗直昇機成為眾矢之的，隱隱然成為間接的殺人兇手。隔天，在野黨立刻將該事件上升成為政治事件，海鷗直昇機也就等同於新政府的劊子手，在這個邏輯的推衍下新政府就順理成章成為殺人兇手（有些在野黨人士聲稱新政府草菅人命），在媒體的追擊之下新政府的行政院長立刻辭職以示負責（後來由副院長下臺），整個過程發展得令人目不暇給。從辭職謝罪的政治高度來看，其嚴重性已經遠遠超過兩岸關係等等的政策性政治事件。
透過媒體不斷地重播救災失敗的畫面，全國人民的思索都集中在救災這個環結，再加上政治人物有意把事件上升到新政府的能力問題，也催化了國人（包含新政府的成員）對於事件的泛政治化思索。幾乎讓我們遺忘了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官僚體制中政治責任的分層負責的基本精神。
第一次看到在電視畫面上所見的四位罹難者的八掌溪現場，讓我印象十分深刻，我心中一直有個疑問，為什麼他們會被困在那樣的地方呢？先前，從新聞快報中得知，四名工人困在中埔鄉與番路鄉交界的吳鳳橋下的八掌溪，本以為是困在河川自然形成的沙洲上，然而電視上卻出現令人難以置信的畫面，在全面砂質化的八掌溪中央，出現了成排幾何形的硬塊，四名工人緊緊的抓在一起，就站在一大片呈現方形的跌水工程的正中央，其下方就是包商所製造出來的人工瀑布，也是危險的所在。在隔天的後續追蹤報導中，電視畫面拍到了已經乾涸的八掌溪，露出了災難現場，我才恍然大悟，他們站立的位置就是所謂「河川固床工程」的水泥塊上。
原來又是河川整治工程的一次後續事件，從民國83年度到88年度，台灣省政府執行了一項空前的「防洪排水及水土保持」計畫，編列了總經費高達2147億7867萬元的工程經費，名為整治，事實上幾乎可以說是全台河川的水泥化的世紀末環保浩劫。
八掌溪的河川固床工程，應當就是這項計畫的一個小計畫。
台灣有許多美麗的河川與山溪，而且，多半是地方文化的起源地或是各地兒童的最佳親水場所，許多台灣人都是在這些河川或山溪中，度過最美好的魚蝦童年經驗。然而，在「防洪排水及水土保持」的計畫中，大部分美麗自然的小河流，都被當成無名的「野溪」而遭受整治的命運，於是，許多人的童年經驗全都被水泥掩蓋了，更糟糕的是，各地方的基層行政單位為了爭取政治業績，拼命爭取補助款，把許多根本從未氾濫過的小河流也開腸剖肚，一條一條變成了水泥溝。這個經常令人氣結的「防洪排水及水土保持」計畫，不但創造了「要五毛給一塊」的政治奇蹟，樂壞了地方小政客，更把台灣的自然風貌一點一滴的的切割毀棄。
如今，八掌溪的河川固床工程，鬧出了人命，然而，如果只看到最後階段的救災權責，沒看到事件背後的超級破壞自然的「國家建設」，那麼四位工人的犧牲，依舊是枉然。如今，「防洪排水及水土保持」計畫因為凍省，移轉到中央水資局，成為新政府的功課。然而，我們不禁要問，在全然砂質化的八掌溪，幾塊水泥塊如何能夠「固床」，在下一次小小雨水的沖襲之下，還能夠保得住嗎？同時，全台灣那麼多的不需要整治的自然河川有沒有機會重新獲得生命，魚蝦有沒有機會重新回到台灣——福爾摩沙的河川裡呢？慟定思痛，國人實在應該重新檢討「野溪整治」的必要性，以及只為了擴大內需所推行的河川水泥化工程？（2000/7/26）
人行道的幻想 /陳板
人行道的幻想
陳板 2000. 4/11
每回出國就想到家鄉的悲哀，尤其是走在國外的人行道時，就會想起沒有人行道的家鄉，此時不免會把出國旅行的樂趣歸功於自由自在的徒步行走。
台北人大概無法想像沒有人行道的台灣鄉下，馬路生活是如何過的罷!
六家街道在台灣是一個典型的農村聚落，沿著主要街道嘉興路，零零星星有幾家商店，販賣些日常用品，雜貨店、米店、小菜市場、豬肉鋪、早餐店、金銀紙店、藥店、電器行、理髮店等等，全集中在這裡。事實上，六家就這一條商業街道，街道的兩端是地方上的兩所學校：六家國小在街道的最南端，六家國中在街道北端。離開嘉興路，就是六家的水田農業區，深深瞭解六家歷史的林光華縣長每回談起六家，總會驕傲地說，「六家是新竹的米倉」，正好說明了六家庄的村落特性。而，嘉興路就是六家人的生活中心。
然而，現在的嘉興路卻漸漸變成恐怖的車行道，晨昏兩回湧向科學園區的上下班車潮，把嘉興路變成超級過境道路，六家人開的商店雖然門前車水馬龍，可是生意卻其差無比，一方面因為沒有足夠的商品滿足過路客，一方面則是商店建築沒有足夠的特色吸引來客目光。
最恐怖的還在於六家街道沒有人行道，往來頻繁的車輛不但像一把利刃般，將六家一切為二，讓街道兩邊的人家過街像上戰場，更將僅剩的人行空間據為己有，行道樹幾乎也快被砍光了。每天行走在嘉興路的六家人，其實等於被現代交通奴役的受刑人，小學生、國中生上下學，不但考驗學生本身的靈敏度，也考驗學生家長的心臟強度。
回想我的童年六家街道經驗，原本是不是叫嘉興路早已忘記了。只記得整條馬路都是人行道，自然也就成了六家兒童的公共遊戲場。沿路還有高大的排列整齊的油加力樹，至今仍能記得每回走過油加力樹用力摘取嫩葉湊上鼻子的香味。街道上難得有一輛新竹客運的巴士通過，添增大路遊戲場的快樂氣氛。三十年來，在不知不覺間街道上的車輛已經取代行人，現在的六家兒童早已不能將六家街道當成遊戲場，倒是每天要聽到六家大人像唱片跳針一般播放相同的台詞，「不要出去，外面有很多車!」
我的童年的街道經驗，現在看來已經變成天方夜譚了。一個七歲的小孩，每天從關西坪林走路到石光上幼稚園，一公里半左右的路程，先要沿著一條灌溉水圳旁的泥土小路行走，我經常伏身在清澈的水圳邊捧水而飲。小路盡頭是一條柏油路，右轉約五十公尺有一個四方涼亭，是營造坪林大橋時所蓋的功德亭，涼亭中央有一個水泥小桌，背面則是捐款建橋的芳名碑文，祖父的名字也刻在上頭，讓我初識驕傲的感覺，吸引我每次經過時都會上前尋找一番。過了坪林大橋，就是石光，橋邊有兩戶人家，有一個女同學住其中一家，接下來，夾道兩旁就只有一望無際的稻田了，走過長長的柏油路，遠遠就可以看到石光聖母院，那裡就是我的幼稚園。
我每天邊走邊玩徒步上下學，有一回被三叔遠遠就看見了，他打趣說我是「弄雞公打草猛」。事隔三十多年，想起那樣的經驗好像是昨天的事，總是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
現在的六家兒童不但喪失「弄雞公打草猛」的徒步經驗，連人行道也沒得走，真不知道將來在他們的心內會有多少屬於故鄉的美感，值得驕傲、激動了。
陳板 2000. 4/11
每回出國就想到家鄉的悲哀，尤其是走在國外的人行道時，就會想起沒有人行道的家鄉，此時不免會把出國旅行的樂趣歸功於自由自在的徒步行走。
台北人大概無法想像沒有人行道的台灣鄉下，馬路生活是如何過的罷!
六家街道在台灣是一個典型的農村聚落，沿著主要街道嘉興路，零零星星有幾家商店，販賣些日常用品，雜貨店、米店、小菜市場、豬肉鋪、早餐店、金銀紙店、藥店、電器行、理髮店等等，全集中在這裡。事實上，六家就這一條商業街道，街道的兩端是地方上的兩所學校：六家國小在街道的最南端，六家國中在街道北端。離開嘉興路，就是六家的水田農業區，深深瞭解六家歷史的林光華縣長每回談起六家，總會驕傲地說，「六家是新竹的米倉」，正好說明了六家庄的村落特性。而，嘉興路就是六家人的生活中心。
然而，現在的嘉興路卻漸漸變成恐怖的車行道，晨昏兩回湧向科學園區的上下班車潮，把嘉興路變成超級過境道路，六家人開的商店雖然門前車水馬龍，可是生意卻其差無比，一方面因為沒有足夠的商品滿足過路客，一方面則是商店建築沒有足夠的特色吸引來客目光。
最恐怖的還在於六家街道沒有人行道，往來頻繁的車輛不但像一把利刃般，將六家一切為二，讓街道兩邊的人家過街像上戰場，更將僅剩的人行空間據為己有，行道樹幾乎也快被砍光了。每天行走在嘉興路的六家人，其實等於被現代交通奴役的受刑人，小學生、國中生上下學，不但考驗學生本身的靈敏度，也考驗學生家長的心臟強度。
回想我的童年六家街道經驗，原本是不是叫嘉興路早已忘記了。只記得整條馬路都是人行道，自然也就成了六家兒童的公共遊戲場。沿路還有高大的排列整齊的油加力樹，至今仍能記得每回走過油加力樹用力摘取嫩葉湊上鼻子的香味。街道上難得有一輛新竹客運的巴士通過，添增大路遊戲場的快樂氣氛。三十年來，在不知不覺間街道上的車輛已經取代行人，現在的六家兒童早已不能將六家街道當成遊戲場，倒是每天要聽到六家大人像唱片跳針一般播放相同的台詞，「不要出去，外面有很多車!」
我的童年的街道經驗，現在看來已經變成天方夜譚了。一個七歲的小孩，每天從關西坪林走路到石光上幼稚園，一公里半左右的路程，先要沿著一條灌溉水圳旁的泥土小路行走，我經常伏身在清澈的水圳邊捧水而飲。小路盡頭是一條柏油路，右轉約五十公尺有一個四方涼亭，是營造坪林大橋時所蓋的功德亭，涼亭中央有一個水泥小桌，背面則是捐款建橋的芳名碑文，祖父的名字也刻在上頭，讓我初識驕傲的感覺，吸引我每次經過時都會上前尋找一番。過了坪林大橋，就是石光，橋邊有兩戶人家，有一個女同學住其中一家，接下來，夾道兩旁就只有一望無際的稻田了，走過長長的柏油路，遠遠就可以看到石光聖母院，那裡就是我的幼稚園。
我每天邊走邊玩徒步上下學，有一回被三叔遠遠就看見了，他打趣說我是「弄雞公打草猛」。事隔三十多年，想起那樣的經驗好像是昨天的事，總是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
現在的六家兒童不但喪失「弄雞公打草猛」的徒步經驗，連人行道也沒得走，真不知道將來在他們的心內會有多少屬於故鄉的美感，值得驕傲、激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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