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8.17 劉蕙苓 本文刊登於8.17聯合報
新聞像戲劇？像綜藝？
坐在電視機前仔細觀看TVBS當紅的黨政記者所採訪製作的呂秀蓮副總統專題報導，隨著新聞主角的人生故事轉變，突然令我彷彿在觀看類似「台灣風雲」或「台灣名人列傳」的戲劇節目。因為畫面上出現了大量所謂的「模擬畫面」，找來一位年輕的臨時演員，隨著記者的旁白演出呂秀蓮當年在獄中被迫吃紙、在可口乃茲上寫字、在母親過逝時只能跪在地上、仰望天空、遙祭母親……
如果不是過音(旁白)的人是記者、整個報導中有相關的當事人呂副總統的訪談、陳菊主委的憶當年，而且是在新聞時段播出，我很難把它和「新聞報導」連在一起。或許，TVBS電視台正為這則報導能如此引人入勝而沾沾自喜，但從一個新聞的專業角度而言，這真的是「新聞報導」嗎？
其實台灣電視使用「模擬畫面」這已不是第一次，始作佣者也是這個逐漸壯大的電視台，記得數年前桃園縣長劉邦友血案發生時，他們也用了同樣的方式來模擬案情，結果引發了傳播學者一遍嘩然。批評歸批評，「模擬畫面」的「逼真」效果馬上被許多電視台「爭相效法」。但以往用於所謂社會犯罪新聞的報導手法，如今卻連政治人物的專題報導也用上了！
新聞之所以能有其權威，讓觀眾信服，在於它的「真實」與「客觀」。電視的特性在於畫面和聲音，最大的限制也在於此，偏偏不是每個新聞事件(尤其是專題報導)都能找到相關的畫面來輔助記者的旁白、撰稿。但並不表示「模擬真實」是可以被接受，因為任何的「模擬」都是人工加上偽裝，它都有失其客觀，離「事實」已相去甚遠。如果，我們的新聞當中充滿了人工加工的「真實」，那麼觀眾如何去相信記者所提供的資訊是真實的呢？作為一個事件觀察者的記者，又如何能稱職地扮演好這個神聖的、甚至是社會所賦予的角色呢？我們又怎能期待觀眾對媒體能有所尊重？
由此延伸，另一個在有線電視新聞中相繼模仿的是，對於沒畫面的新聞(尤其是政治人物所發生的新聞)，大量使用戲謔式地電腦繪圖，將政治人物的「臉」接上後製人員畫好的下半身，為了求節奏，還得讓這些主角的身體「動一動」。這個作法在先進民主國家的媒體中，也是絕無僅有的。負責製作的新聞工作者想表達的到底是什麼？當這些單位的主管默許這樣的新聞作法時，有沒有想過「新聞」和「綜藝」的差別在那兒？
在台灣，大家覺得看新聞和看「戲劇」、「綜藝」已經沒什麼差別時，其實正是新聞工作者的悲哀。當新聞百分之百地成為「商品」而沒有「理念」時，我們還能期待這個「商品」受到社會多少的尊重？我們還能期待整個社會能藉新聞工作者去完成多麼神聖的使命嗎？
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為這些優秀的記者迷失了「新聞」的本質而感到遺憾，更為這個日漸沒有理念、接近「積非成是」的傳播環境感到悲哀。
希望這則呂秀蓮的專題報導不要再被抄作成「經典」，因為「新聞」除了「真實」之外，還是「真實」！
作者：劉蕙苓 中視新聞部資深記者(曾獲金鐘獎及三屆曾虛白新聞獎)
但願不只是一場「大拜拜」 /劉蕙苓
2000.10.1
但願不只是一場「大拜拜」
隨著九二一震災週年的到來，新聞的焦點愈來愈集中在災區，君不見「高空彈跳」、「感恩晚會」、「紀錄展」…，現在在傳真機上收到的活動採訪通知，大部份都掛上了「九二一週年」，這個星期，各家電視台的主播台，都會陸陸續續搬到「災區」。可以預見的是，這兩天，「九二一」會熱到最高點。
這是媒體「一窩蜂」下必然的結果。「一窩蜂」不能說不好，因為大量的曝光，的確讓國人更正視災區重建的問題重重，也能促使政府更加把勁地為未來的重建工作，定出明確的目標。但是，對於一個百年來的歷史大震，媒體用經驗法則似的「一窩蜂」方式去處理，卻少了點所謂的「責任」與「道義」。
記得去年震災發生的第一個月，到災區採訪，隨時可以遇見同業，大家都很拼命地想把災區復建的情形呈現出來；第三個月後，我因為製作紀錄片的緣故，還常常在災區「活動」，遇見同業的機會已少之又少，過了個千禧年後，全台灣靡漫在總統大選的政治議題中，再到災區採訪時，連當地的居民的很奇怪地問：「人家都不來了，你跑來幹嘛？」居民臉上充滿著疑問與失望，因為政治角力比他們這些年夜飯都沒地方吃的人更重要。
兩個星期前，再到災區採訪時，災民們開始為上面交下來的「九二一週年」活動，忙著配合與準備，很多人忍不住地抱怨：「幾個月也不來關心一下，現在又要我們做這個、做那個！」我看著他們的抱怨，心頭雖有不忍，也總是會勸說：「有人關心，總是好事呀！」
沒有人會否認，對於災區關心永遠不嫌多，但居民要的，似乎不是這種「嘉年華會」似的「關心」；一場「週年祭」的激情(可能各媒體都會用「溫情」)過後，有多少媒體還會持續這種「關心」，陪他們走漫長的重建之路？
當媒體選擇在震後三個月，逐漸退出這個新聞採訪的舞台後，才是災區民眾重建家園，面對難題的開始，他們需要的關心，不會少於地震發生時，他們需要媒體為他們說出心聲，傳達問題的心情，尤甚於地震時，各媒體大篇幅的災情報導。但可惜的是，除了報紙的地方版維持著一定篇幅的重建報導外，電視媒體幾乎都選擇了「淡出」災區。
一年來，在災區來來回回地跑了不下十幾趟，我曾經感受到居民在面對重建時，貸不到款的無奈與焦慮，淳樸的務農村民告訴我：「一輩子不曾欠過人家錢，蓋個房子貸款銀行貸不出來，人家來要錢我會怕！」我決定把他們的故事報導出來，結果，兩個星期後，銀行的貸款下來了，而且對以後其他村民的貸款條件也放寬了；有些代書看了報導，主動關心他們的需要。村民對我說謝謝時，我心裡的喜悅多於難過，如果有更多的媒體在重建的過程中，扮演監督的角色，突顯災民所面對的問題，恐怕政府在過去這幾個月來，會更積極地作為，災民受到更多持續關懷時，也會有更大的信心走下去。
一年後，災區又熱鬧起來了，但過了「九二一週年」之後呢？重建的路還有三年、甚至五年，災區的問題要等到下一個「週年祭」時再來突顯呢？還是作為一個媒體人，應對這些流離失所、承受身心折磨的同胞們，多一點點的注意與關懷？
但願災區重建的議題，不要成為媒體一年一度的「大拜拜」！
作者：劉蕙苓 中視新聞部資深記者(曾獲金鐘獎及三屆曾虛白新聞獎)
但願不只是一場「大拜拜」
隨著九二一震災週年的到來，新聞的焦點愈來愈集中在災區，君不見「高空彈跳」、「感恩晚會」、「紀錄展」…，現在在傳真機上收到的活動採訪通知，大部份都掛上了「九二一週年」，這個星期，各家電視台的主播台，都會陸陸續續搬到「災區」。可以預見的是，這兩天，「九二一」會熱到最高點。
這是媒體「一窩蜂」下必然的結果。「一窩蜂」不能說不好，因為大量的曝光，的確讓國人更正視災區重建的問題重重，也能促使政府更加把勁地為未來的重建工作，定出明確的目標。但是，對於一個百年來的歷史大震，媒體用經驗法則似的「一窩蜂」方式去處理，卻少了點所謂的「責任」與「道義」。
記得去年震災發生的第一個月，到災區採訪，隨時可以遇見同業，大家都很拼命地想把災區復建的情形呈現出來；第三個月後，我因為製作紀錄片的緣故，還常常在災區「活動」，遇見同業的機會已少之又少，過了個千禧年後，全台灣靡漫在總統大選的政治議題中，再到災區採訪時，連當地的居民的很奇怪地問：「人家都不來了，你跑來幹嘛？」居民臉上充滿著疑問與失望，因為政治角力比他們這些年夜飯都沒地方吃的人更重要。
兩個星期前，再到災區採訪時，災民們開始為上面交下來的「九二一週年」活動，忙著配合與準備，很多人忍不住地抱怨：「幾個月也不來關心一下，現在又要我們做這個、做那個！」我看著他們的抱怨，心頭雖有不忍，也總是會勸說：「有人關心，總是好事呀！」
沒有人會否認，對於災區關心永遠不嫌多，但居民要的，似乎不是這種「嘉年華會」似的「關心」；一場「週年祭」的激情(可能各媒體都會用「溫情」)過後，有多少媒體還會持續這種「關心」，陪他們走漫長的重建之路？
當媒體選擇在震後三個月，逐漸退出這個新聞採訪的舞台後，才是災區民眾重建家園，面對難題的開始，他們需要的關心，不會少於地震發生時，他們需要媒體為他們說出心聲，傳達問題的心情，尤甚於地震時，各媒體大篇幅的災情報導。但可惜的是，除了報紙的地方版維持著一定篇幅的重建報導外，電視媒體幾乎都選擇了「淡出」災區。
一年來，在災區來來回回地跑了不下十幾趟，我曾經感受到居民在面對重建時，貸不到款的無奈與焦慮，淳樸的務農村民告訴我：「一輩子不曾欠過人家錢，蓋個房子貸款銀行貸不出來，人家來要錢我會怕！」我決定把他們的故事報導出來，結果，兩個星期後，銀行的貸款下來了，而且對以後其他村民的貸款條件也放寬了；有些代書看了報導，主動關心他們的需要。村民對我說謝謝時，我心裡的喜悅多於難過，如果有更多的媒體在重建的過程中，扮演監督的角色，突顯災民所面對的問題，恐怕政府在過去這幾個月來，會更積極地作為，災民受到更多持續關懷時，也會有更大的信心走下去。
一年後，災區又熱鬧起來了，但過了「九二一週年」之後呢？重建的路還有三年、甚至五年，災區的問題要等到下一個「週年祭」時再來突顯呢？還是作為一個媒體人，應對這些流離失所、承受身心折磨的同胞們，多一點點的注意與關懷？
但願災區重建的議題，不要成為媒體一年一度的「大拜拜」！
作者：劉蕙苓 中視新聞部資深記者(曾獲金鐘獎及三屆曾虛白新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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